连载五十五———第五章《白鹿原》问世二、“作家”与“书记”之选

小道消息有时候是无稽之谈，但相当多的时候却是空穴来风，并非没有来由。当时作协陕西分会的情势是，作家和评论家中的胡采、王汶石、王丕祥等老领导都年龄大了，到了离退休的时候。如作协陕西分会第三届主席胡采生于1913年，到这一年即1991年已经78岁了；第三届副主席王汶石生于1921年，这一年已经70岁；第三届副主席王丕祥生于1926年，这一年是65岁。而在“文革”前几年特别是新时期跃上文坛的一代中青年作家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既是作协陕西分会第三届副主席，他们的创作也代表着新时期陕西文学的面貌、精神和成就。作为一省的作家协会，其头面人物是需要精心安排的。路遥携《人生》《平凡的世界》之风，当时的呼声是相当高的，上级有意安排他任作协陕西分会主席。陈忠实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与路遥在伯仲之间，上级考虑也当有一合适位置安排才妥。于是，就有了让陈忠实到省文联当党组书记的安排意见。作协主席和文联书记，都是正厅级级别，没有上下之分，看起来很是妥当。

一个月之后，陈忠实到作协陕西分会开会，又从正式渠道获知上级组织确实要安排他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这一次是真的了。陈忠实当即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自己不适宜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陈忠实意志坚定，他这样做，既不是故作谦虚，也不是考虑到自己做好这个角色的能力如何，而是早已打定主意，明确自己后半生要以写作为主业。在“作家”与“书记”之间，陈忠实没有“一心处两端”的矛盾和犹豫，他只有一种价值选择，那就是既爱文学，就当“作家”。所以，他不想别攀高枝，从而闹得分散心神和精力，更不愿意因此而意外地卷入什么人事纠葛之中，弄得脱不开身。

小道消息可以不必在意，现在是信息确凿无误了，陈忠实一下子陷入了焦虑之中，甚至有些慌乱和惶恐。此种焦虑和惶恐的心情，不是因为心思游移，在做还是不做这个问题上心存矛盾，一时委决不下，而是觉得问题棘手。做还是不做，并不完全由着自己。自己是党员干部，而做省文联书记是上级党组织的人事安排方案，从组织纪律上说，个人得服从组织决定，此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陈忠实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妥帖地说服上级改变意见。

陈忠实在从作协回到原下小院的路上，主意已经想好：给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写信，申述自己不愿调离作家协会去文联任职的理由。

回到蒋村，写了信，他骑上自行车，跑了八里路到邮局把信发走。

信虽然发出了，陈忠实的心却悬了起来：事情到此只是开始，并未了结，自己所申述的理由王部长会不会认可？万一不认可，下一纸任命调令怎么办？他的心为此熬煎着，心力分散，一时心神集中不到正在写的《白鹿原》上。

接下来，陈忠实几乎天天都在等待宣传部的回应，然而却杳无消息，既无回信，也没有人找他谈话。眼看着又过了一个月，他越来越紧张，便决定再写一封信申述。这封信，除了对前信申述的理由再作概括性重复之外，着重申明两点：第一，自己不愿意调离作协。组织部门如果径下任命书硬调，自己不遵从，不仅自己被动，于领导也不大好。他干脆把话说透，如果不开除党籍，他是不会调离作家协会的。第二，直言不讳地表明，如果作家协会人事不好安排，他甘愿放弃现任的副主席职位，只要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业就心满意足了。他猜想，作协和文联换届的焦点是人事安排，如今的问题是，需要安排的人多而职位有限，僧多粥少，自己表明态度，不让领导为难，便于取舍。这封信他在前边署了两位领导的名字，一位还是宣传部王巨才部长，另一位是分管文艺的副部长邰尚贤。信发出以后，眼看着春去夏来，已经到了伏天，时间接近两个月，仍然没有任何反应。不过，却也没有调他去文联的任命书下达。

连续发出两封致上级领导的辞谢书，干脆利落地表明：自己的底线是保留党籍，最高期望是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位，正厅级的书记职位一再辞谢，就是现在的副主席身份也甘愿放弃，只求留在作协，当一个作家足矣。一般而言，陈忠实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作家，平时倒是显得沉稳内敛，除了公事，日常与上级领导的走动也不多甚至没有，这一次有些不同寻常，数月之内，居然迫不及待地连上两封辞谢书，这一方面显出了陈忠实个性中倔强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显出了他豁出来背水一战的决心。宁当一个普通作家，不做正厅级的书记，这个想法和做法不仅在文坛是反常的，就是在当代社会中也显得有些异乎寻常，乍一看可能令人有些费解。此事笔者有三解：第一，陈忠实志在创作，做官的“野心”不大。2006年10月的某一天，笔者与陈忠实闲聊，陈忠实说他自小就爱文学，后来也曾当过农村基层干部，经历过人生的挫折，就决心以文学为终生追求。他当年最大的愿望或者说人生理想，就是能当一个专业作家，专业作家的好处是生活有所保障，又能安心创作。此后，居然当了省作协副主席又当主席，最后还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实在都是理想之外的意外收获，都是“多赚”的。第二，性格中有怕陷入矛盾、怕惹上麻烦的一面，内心深处图能清净一些，能安心写作。作协相对来说能清净一些，再者，他在这里已经生活、工作多年，较为习惯这里。第三，1991年，正是他为自己的“枕头工程”《白鹿原》的写作进行最后攻坚的一年，他不想因任何事干扰他的这个至关重大的工程。

事情的解决倒也顺利，显得简洁明快。这一年的伏天，在西安市南郊的丈八沟宾馆，陈忠实作为省委候补委员参加一次省委会。这天散会之后走出门来，听见有人在后边叫他，回头一看，是王巨才部长。两人站在一株大松树的荫凉下说话。王巨才说：“忠实，你的信我看了。省文联你还是去吧，省作协安排了另外的同志。”陈忠实说：“我留省作协，仅仅只是为了专心写作，绝不是要当领导。”王巨才说：“这已经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陈忠实想了想，问：“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党籍，不让写作？”王巨才沉思了一下说：“那当然不会。”陈忠实说：“那就这样，我不去文联，也不在作协担任任何职务！绝不和别人闹意见！”王巨才看他如此坚决，说：“你的第一封信看了以后，还以为你是怕去省文联耽误写作，便决定派一个能力很强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你只参与大事的决策就行了，可以不坐班。第二封信看过以后，也让另一位分管文艺的副部长邰尚贤看了，我们两人都很感动。有些人托门子找关系想挂一官半职，给你个正厅级你却不要啊。”接着，王巨才又真诚地说：“那你就原样不动，倒是觉得亏了你啊。”听罢这番话，陈忠实一颗悬着的心一下子落到了实处，也被领导的实心体贴感动了，他默默地握着部长的手，表示感激。

从丈八沟回到原下小院，陈忠实在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放松的同时，也分明意识到了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就是，他把自己逼到了再无选择余地的只能在一棵树上摘桃子的猴子了。一条路断了，另一条路敞开着，但得自己去走，走得通走不通，走得远走不远，全靠自己了。他似乎体味到了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的况味。

再次摊开稿纸进入白鹿原的世界的时候，他感觉更沉静也更专注了。(未完待续)

邢小利著《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定价: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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