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07版

美国所主张的“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否定各国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的客观差异，无视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势必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产业造成冲击，造成更大范围的不公平，最终也不利于美国企业扩大国际市场，分享发展中国家发展机遇。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上有的人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占了便宜，其他国家吃了亏。事实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低成本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与国际资本、技术相结合，迅速形成巨大生产能力，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在此期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持续扩大，规模从2001年468.8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363.2亿美元，年均增长6.9%，跨国公司分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在环境、产业调整等方面承担了较大成本。

（三）不应违背契约精神指责中国进行强制技术转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企业为了拓展新兴市场、节约生产支出、实现规模效益和延长技术获利时间，主动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订立契约合同，把产能和订单向中国转移，这完全是基于商业利益的企业自愿行为。不能因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就把原本双方自愿的交易活动歪曲为强制技术转让，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对契约精神的背弃。

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合作过程中发生的技术转移，源自发达国家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的主动技术转让及产业转移。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任何一种产品都会因新技术的应用而经历一个由盛到衰的生命周期。跨国公司在努力开发新技术的同时，需要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已落后或是标准化了的技术，以延长依靠旧技术获取利润的时间，并为新技术研发应用腾出空间和要素资源，也间接分担研发成本，技术转让和许可是常用的商业合作模式。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微软、英特尔、高通、宝洁、通用电气、朗讯等美国公司相继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目的是更好适应和开发中国市场。多年来美国在华企业通过技术转让与许可获得了巨额利益回报，是技术合作的最大受益者。

在中外企业合作中，中国政府没有强制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转让技术的政策和做法。中外企业技术合作和其他经贸合作完全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的契约行为，双方企业都从中获得了实际利益。一般来说，外国企业技术收入有三种模式：（1）一次性转让，可以按转让价结算，也可以折价入股；（2）销售的设备、零部件或产品中，包括技术收入；（3）技术许可，收取许可费。比如，当一家具有技术优势的外国企业销售设备给中国企业，中国企业由于不掌握设备的某些技术，需要长期多次购买设备提供方的技术服务和零部件，在此情况下，中国企业愿意以一次性付费的方式向外方购买部分技术。这种技术转让要求，属于企业在成本效益核算基础上的正常议价谈判，无论分次支付技术费还是一次性支付技术费，都是国际商业技术交易中常见的做法。美国政府将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订立商业合同与中国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转让或许可其技术、共同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商业回报的自愿合作行为称为“强制技术转让”，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

除此之外，中国在某些领域的股权合作符合中国的国际义务、各国惯例和实践，不能被混淆为“强制技术转让”。而且，近几年中国对外商投资的股权限制不断放开，外国企业自由选择权不断扩大（专栏2）。在此过程中，中外企业股权合作仍然不断深化，完全是双方基于商业原因的自由选择。

美国政府关于中国“偷盗”先进技术的指责是对中国科技进步艰苦努力的污蔑。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善于创造的民族，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中国科技进步是中国长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全体人民特别是科技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2000年以来，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2017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1.76万亿人民币，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13%（注15），已经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中国有2613所高等学校，10.9万家各类研发机构，超过621万研发人员，2017年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403万人年，其中企业占77.3%。（注16）2017年，有113家中国企业进入“2017全球创新1000强”榜单（注17），仅次于美国、日本，位居全球第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8年7月发布的“2018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由2016年的第22名升至第17名（注18）。2017年，中国专利申请369.8万件，授予专利权183.6万件（注19）；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注20）；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字，2017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4.9万件，仅次于美国。有10家中国企业进入企业国际专利申请量前50位。美国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说：“你问我中国的技术进步来自哪里，它来自于那些从政府对基础科学巨额投资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来自于推崇卓越、注重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它们的领导地位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在一些美国公司持股产生的。”（注21）

（四）不应抹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巨大努力与成效

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不断强化保护（注22），取得了明显成效。美国政府2016年以前的官方报告，也积极肯定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中国美国商会所做的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显示，其会员企业在华运营的主要挑战中，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已由2011年的第7位降低到2018年的第12位。近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指责是有悖事实的，完全抹杀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巨大努力与成效。

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法律保护力度不断提高。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完备且高标准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走过了发达国家通常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立法路程。目前已经建立了从法律、规划、政策到执行机构等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管理的完整体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博士曾评价称，“这在知识产权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2013年，中国修订了《商标法》，增加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将法定赔偿限额从5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保护力度大幅度提高。自2014年启动的《专利法》第四次全面修改工作，提出了加强专利权保护的相关建议措施，包括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完善证据规则、完善行政保护措施、加强网络环境下专利保护等。2017年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完善了商业秘密的保护，明确市场混淆行为，拓宽对标识的保护范围，同时强化了对有关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该法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并明确规定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加强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充分发挥司法保护主导作用。2014年，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自2009年以来，中国共设立了天津、南京、苏州、武汉、西安等16个知识产权法庭，有效提升了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水平。2013年至2017年，中国法院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813564件，审结781257件。2017年，中国法院共新收一审知识产权案件213480件，结案202970件，分别比上年增加46%和43%（注23）。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中国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2016年，中国法院共审结涉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1667件，同比上升25.6%（专栏3）（注24）。中国处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周期是全世界最短的之一，北京知识产权法庭平均为4个月。由于司法程序快捷，目前中国法院已被国际上视为知识产权诉讼较为可取的诉讼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双方当事人都是外国人。

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采取了积极主动的保护措施，行政执法力度持续加强。中国实施行政、司法双轨制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不仅可以寻求司法保护，还可以寻求行政保护。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构建集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的快速协同保护体系，建成了基本覆盖全国的“12330”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网络。专利、商标、版权行政执法部门开展了强有力的主动执法，有效保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2011年11月，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成立了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形成由29个部门参与的常态机制。2018年，中国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专利执法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执法力量得到整合与加强。

中国日益加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外国企业在华创新提供了有效保障。国外来华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从2012年的117464件增加到了2017年的135885件（注25）。来自国外的商标注册申请量从2013年的9.5万件增加到了2017年的14.2万件，同期存量商标到期续展申请量从1.4万件增加到了2.0万件（注26）。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断改善，过去十年间中国使用外国技术支付的专利授权和使用费增长4倍，2017年为286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其中为本国境内使用的外国技术支付费用的规模仅次于美国，排名全球第二（注27）。

美国企业因中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获益丰厚。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2016年中国向美国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79.6亿美元。中国国家版权局、商务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12－2016年，中国自美国引进版权近2.8万项。在商标方面，2002－2016年，美国在华申请转让商标5.8万余件，占中国商标转让申请总数4.54%。在文化方面，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进口美国影片31部，给美国带来近6.5亿美元收入。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肯定。2011年，中国海关被全球反假冒组织授予全球唯一的“反假冒最佳政府机构奖”。2012年，中国公安部经侦局被全球反假冒组织授予“2012年度全球反假冒执法部门最高贡献奖”。2011年5月9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中方在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美方愿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口更多高科技产品，这符合双方的利益。”（注28）2018年2月，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发布《2018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发展报告》，该报告分40个指标对全球范围内50个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进行评价，中国位居第25位，较2017年上升2位。

（五）不应将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歪曲为一种推动企业通过并购获取先进技术的政府行为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交流合作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随着中国企业经营能力提高，根据企业配置资源和开拓市场需要，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自主向海外发展，这符合经济全球化潮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政府支持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和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对外投资和拓展国际市场，政府为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便利化的服务。美国将中国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判定为一种推动企业通过并购获取别国先进技术的政府行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此外，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技术寻求型投资占比实际上很低。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统计，2005－2017年，中国企业在美232项直接投资中，仅有17项涉及高技术领域，其他大部分分布在房地产、金融以及服务业等领域（注29）。

（六）不应脱离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指责中国的补贴政策

中国认真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补贴政策的规则。补贴政策作为应对市场失灵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手段之一，被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使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一直积极推进国内政策领域的合规性改革，切实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各项义务。

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补贴的透明度原则，按照要求定期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和具体措施的修订调整和实施情况。截至2018年1月，中国提交的通报已达上千份，涉及中央和地方补贴政策、农业、技术法规、标准、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诸多领域。2016年7月，中国政府按照有关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2001－2014年地方补贴政策通报，涵盖19个省和3个计划单列市的100项地方补贴政策。2018年7月，又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2015－2016年中央和地方补贴政策通报，地方补贴通报首次覆盖全部省级行政区域。

为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产业政策的转型。2016年6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要求规范政府行为，防止出台新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支持措施，并逐步清理废除已有的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2017年1月，《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进一步要求，各部门制定外资政策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2018年6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通知》要求，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各地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及时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反映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各地不得限制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跨区域经营、搬迁、注销等行为。

中国农业市场化程度持续提高。2015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放开烟叶收购价格，标志着中国在农产品价格领域已完全取消了政府定价。2004年以来，在市场定价、自由流通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为维护农民基本生计，当市场严重供大于求、价格过度下跌时，对部分农产品实行托市收购制度。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托市收购政策的改革力度，定价机制更加市场化（专栏4）。三、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美国存在大量扭曲市场竞争、阻碍公平贸易、割裂全球产业链的投资贸易限制政策和行为，有损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并严重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

（一）歧视他国产品

美国大量监管政策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歧视他国产品，具有明显的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美国通过立法直接或间接限制购买其他国家产品，使他国企业在美遭受不公平待遇，中国企业是其中的主要受害者。

美国产品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不如多数发达国家，甚至逊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2013年“产品市场监管指标”（注30）对35个经合组织国家进行排名，前3位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美国只排在第27位，反映出美国市场监管政策对产品市场公平竞争存在较多障碍。而在加入12个非经合组织国家的指标后，美国在47个国家中仅列第30位，其产品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不及立陶宛、保加利亚和马耳他等非经合组织国家。

美国对他国产品的歧视程度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也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据“产品市场监管指标”二级指标“国外供应商差别待遇”（注31）对35个经合组织国家进行排名，2013年美国排在第32位，表明美国产品市场对外国存在严重歧视。若包括12个非经合组织国家的指标，美国在47个国家中排名第39位，歧视程度比巴西、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罗马尼亚等非经合组织国家更高（注32）（图7）。

美国通过立法严格要求政府部门采购本国产品，并对采购他国产品设置歧视性条款。例如，《购买美国产品法案》规定，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仅能采购在美国生产的加工最终产品以及在美国开采或生产的未加工品（注33）。《美国法典》规定，针对申请联邦政府或州政府资助的公共交通项目，必须使用美国国产的铁、钢和制成品（注34）。《农业、农村发展、食品和药品管理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规定，拨款资金不得为学校午餐、儿童成人关照食品、儿童夏日食品服务、学校早餐等项目购买从中国进口的生的或加工过的家禽产品。（注35）《国防授权法案》以国家安全为由，规定禁止联邦政府采购中国企业提供的通讯设备和服务（注36）。

（二）滥用“国家安全审查”，阻碍中国企业在美正常投资活动

美国是全球范围内最早对外国投资实施安全审查的国家。1975年，美国专门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监测外国投资对美国的影响。1988年，美国通过《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对《1950年国防生产法》进行了修正，授权美国总统及其指派者对外资并购进行审查。《2007年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扩充了外国投资委员会（注37），扩大其安全审查范围。从半个多世纪的立法过程看，美国对外国投资实施安全审查的主线就是收

紧法规政策，扩大监管队伍和审查范围，近期特别针对中国强化了审查和限制。

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实践中，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依据模糊不清，审查力度不断加大。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历年外资安全审查报告（注38），2005－2008年审查外国投资交易案例468起，其中需要进入调查阶段的案例37起，占比仅8%。但自2008年美国财政部发布《外国人合并、收购和接管规制：最终规则》（注39）以后，2009－2015年期间审查的770起案例中，需要进入调查阶段的达到310起，占比陡然提高到40%。尤其是在最新披露的2015年数据中，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46%，处于较高水平（图8）。

中国企业是美国滥用国家安全审查的主要受害者之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以来，美国总统根据该委员会建议否决的4起投资交易均系针对中国企业或其关联企业。2013－2015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共审查39个经济体的387起交易，被审查的中国企业投资交易共74起，占19%，连续三年位居被审查数量国别榜首。从近年来美国否决和阻止中国企业投资的数据来看（表4和表5），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华投资审查范围已从半导体、金融行业扩大至猪饲养等食品加工业。加上其审查程序不透明、自由裁量权极大、否决原因披露不详等因素，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碍正常交易的情况更为严重。

美国新立法进一步加强外资安全审查。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赋予了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大审查权，包括扩大受管辖交易范围、扩充人员编制、引入“特别关注国”概念、增加考虑审查因素等，投资审查收紧趋势明显。其中，特别要求美国商务部在2026年前每两年提交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情况的分析报告（注40）。

（三）提供大量补贴，扭曲市场竞争

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对部分产业和企业提供大量补贴、救助和优惠贷款，这些补贴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根据美国补贴监控组织“好工作优先”统计，2000－201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以拨款、税收抵免等方式至少向企业补贴了680亿美元，其中582家大公司获得的补贴占总额的67%（注41）。同一时期，美国联邦机构向私人部门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贷款担保和救助援助。享受美国政府补贴的行业十分广泛，在列入统计的49个行业中，汽车、航空航天和军工、电气和电子设备、油气、金融服务、化工、金属、零售、信息技术等均在前列（注42）。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也给予了企业大量补贴。由于州政府在补贴方面基本不受联邦政府的管辖，其补贴方式及金额透明度低，具有较大隐蔽性，实际补贴额远高于其披露数额。

在航空领域，美国波音公司2000年以来获得联邦和州（地方）政府的定向补贴金额145亿美元；2011年以来获得来自各级政府的贷款、债券融资、风险投资、贷款担保、救助等737亿美元（注43）（专栏5）。

在汽车行业，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均有对汽车的扶持政策，并向大型汽车企业提供巨额救助和变相补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在“不良资产援助计划”下设立“汽车产业资助计划”（AIFP），为大型汽车企业提供了近800亿美元的资金救助（注44）。2007年，美国能源部依据《2007年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第136条款制定了“先进技术汽车制造贷款项目”，美国国会对该项目的授权贷款总额达到250亿美元（注45）。特斯拉公司自2000年以来得到美国联邦和州（地方）政府超过35亿美元的补贴（注46）。

在计算机和半导体制造领域，美国事实上早就在执行由政府引导的产业政策。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拨款10亿美元，以创造具有“超前竞争性”的技术，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避免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商。苹果公司研发的几乎所有产品，包括鼠标、显示器、操作系统、触摸屏等，都得到了美国政府部门的支持，甚至有些直接萌芽于政府实验室。

在军工领域，美国对军工企业提供了包括税收优惠、贷款担保、采购承诺等不同形式的支持，对濒临破产的大型军工企业提供临时性政府贷款、企业重组基金、破产保护、过渡基金和债务减免等优惠政策。《2014年美国国防生产法案》规定，“总统可授权担保机构向私营机构提供贷款担保，以资助该担保机构认定的，对建立、维护、扩大、保护或恢复国防所需生产或服务至关重要的任何军工承包商、分包商、关键基础设施或其他国防生产供应商等”。2016年，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康涅狄格州2亿美元资金支持。

在农业领域，美国长期对农业实施高额财政补贴政策，世界上绝大多数农业补贴政策均起源于美国。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美国可在191亿美元的补贴上限内对各单项产品提供“黄箱”补贴。凭借雄厚的财力和充裕的补贴空间，美国对其大量出口的农产品提供了高额补贴。这些补贴影响了世界农产品的公平竞争，多次遭到相关国家挑战，巴西与美国之间历时12年之久的陆地棉补贴案就是典型代表。2014年，美国对农业补贴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以“价格损失保障计划”和“农业风险保障计划”替代原有的“反周期支付”等直接补贴计划，但仍与价格挂钩，“黄箱”补贴的性质并未变化，而支持水平却持续增加。美国农业部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格劳勃等指出，这两种保障计划设定的参考价格均高于过去的目标价格，实际是提高了补贴支持水平（注47）。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测算表明，两项保障计划2015年和2016年支出分别为101亿美元和109亿美元，而且2016－2017年度支持水平超出了2014年新法案出台前的水平（注48）。其中，对各单项产品支持的总金额接近150亿美元，为近10年的最高水平（注49）。此外，美国还通过各类信用担保计划促进农产品出口，并通过各类非紧急粮食援助计划将大量过剩农产品转移到国外，导致了严重的商业替代，对受援国当地农产品市场造成严重干扰，侵害了其他农产品出口国的利益。

（四）使用大量非关税壁垒

世界贸易组织并不完全禁止对国内产业实行保护，但原则是削减非关税壁垒、提升政策措施透明度，使其对贸易的扭曲减少到最低限度。美国采用大量更具隐蔽性、歧视性和针对性的非关税壁垒，对国内特定市场施以严格保护，明显扭曲了贸易秩序和市场环境。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美国当前已通报的卫生和植物检疫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分别有3004项和1574项，占全球的比重分别高达18%和6.6%（图9）。联合国贸发组织2018年6月29日的报告《对贸易监管数据的分析揭露新的重大发现》（注50）中提到，要把一棵树进口到美国，需满足54项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相关要求。这些措施严重影响了货物通关效率，增加了贸易成本。

（五）滥用贸易救济措施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成员方在进口产品存在倾销、补贴或进口过快增长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贸易救济措施，但有严格限定条件。美国大量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对本国产业实施保护，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针对中国。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多，在全球占比不断提高。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共有837项新的保护主义干预措施，其中美国出台143项措施，占全球总数的17.1%。2018年1－7月底，美国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占全球比重达到33%（图10）。（下转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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