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与文学的对话

陈忠实本报记者杨小兵摄

孟冰

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值得多次改编的作品。不同的改编者自然会有不同的角度和感悟，有的可能感受得更深，有的可能还会出现超越……这就是它的魅力，说不尽的《白鹿原》。

2005年，我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林兆华导演邀请改编陈忠实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开春的时候，我和林兆华、易立明在陈忠实老师的陪同下去原上转了几天，从村子到窑洞，从祠堂到农舍，我们一路走一路聊。看着乡间的田野，闻着泥土特有的气息，听着陈忠实老师如数家珍般地讲述原上老百姓的生活，十分惬意。此后，我又专程到西安，加上借陈忠实老师来京开会的机会，我和他就如何改编话剧剧本的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流。

记得当时我看过陈忠实写的一篇文章，说他将小说《白鹿原》送到编辑手上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把小说和我的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我很感动，为一个作家倾注全部心血完成一部作品，为一部作品能成为一个作家的生命，同时，也为一种创作状态，它几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将一个作家全部的积累攫取一空，以至使他突然在即将离开它时，会觉得生命已随它而去。

我不敢说是用生命来改编话剧的，但就在我完成初稿的一小时后，因高血压（180/110mmHg）和心脏间歇（一分钟16次）住进医院，那天正好是我48岁的生日。

记得2004年，当林兆华问我愿意不愿意改编《白鹿原》时，我说等我看完小说再说吧。看过小说之后，我对林兆华说：“这个戏不好弄。”他说：“你再琢磨琢磨。”说实话，这一琢磨可就琢磨进去了，白天晚上满脑子都是白鹿原，都是白鹿原上那些人和事，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鹿三、白孝文、小娥、兆鹏、兆海、白灵、黑娃……这些人整天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直到有一天，这些人开始和我说话了，用他们的腔调，用他们的表情，我不想听也不行，他们偏要说，有时说起来还没完。我知道这些人物已经不完全是陈忠实的了，他们已经从书中跳了出来，在书的封面上、在我的手背上旋转和跳跃，我无法把他们按回到书里去，只好任他们尽情地玩耍……

于是，就在这种状态中，我开始了话剧《白鹿原》的写作。

小说《白鹿原》的深刻、厚重是说不尽的，它的文学成就不是刻意追求出来的，更不是依靠手段和技巧堆积出来的，尽管它的确有着非常老到的技巧，而且深藏不露，但它仍然是那样一种平和的口气，像说书的那种方式一章一回地讲下去。由于有白鹿原的传说，有白鹿的神话，有关于白鹿祠堂的说法，有关于白、鹿两家祖上发迹的历史沿革，所以当此时此刻白鹿原上发生任何事情时，都能让人想到这当中的某种必然联系，而这一条在话剧中是极难表现的。因为，要么要用大量的篇幅来勾勒过去生活的种种细节，要么就要让人物用大量台词讲述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即使如此，也是话剧创作中较大的尴尬。

在写作初期，我总觉得有一种拘束，我清楚地知道，面对小说的文学成就我不得不小心翼翼，这使我一时无法进入自我创作状态。我打电话告诉林兆华：“我想按我自己的想法来写一稿，如果不行，反正有小说，我再回来……”有意思的是，一旦在意念中暂时忘却一下小说，或者提升一下对小说中人物精神状态的把握，那些人物立即就开始在话剧舞台上活了起来并且生辉生色。从田小娥的“奔月”，到白嘉轩深夜坐等黑娃，再到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之间人物关系的浓缩……我渐渐找到了一种让文学人物成为戏剧人物的行动（行为）方式，同时，也强化了人物在有限的时空内更清晰的性格展现。另外，我暗自得意的还有一条，熟知小说的人会知道，我的剧本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小说中的话（台词），这一点在改编时是很难的，因为小说中最有性格的人物语言仍然还是“文学性语言”（包括书面语言），而不完全是“口头语”（陈忠实老师的说法是“寻找自己的句子”），所以，要让小说语言成为人物语言，而又不是我自己重新写的，就需要创造一个语言环境，将全剧人物的台词都统一在一个格调之内，然后加入小说的语言，这样听起来就会天衣无缝，一气呵成。

我始终认为剧本创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我常说一句话：对于剧作家来说写剧本一天是一天的活儿！仅以改编《白鹿原》来说，我在正式动笔之前做的功课就有十几份“文件”，其厚度超过剧本厚度几倍，以至于当我把这些“文件”连同剧本一起交到林兆华手上时，他愣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话：“你们看，今天还有这样写剧本的！”我的这些“文件”有：和陈忠实谈《白鹿原》1、2，和林兆华、陈忠实谈《白鹿原》1、2，小说《白鹿原》的情节线，小说《白鹿原》人物命运、情节发展的平行关系，可进入戏剧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及事件，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人物小传，我对剧本大纲的设想等等。做功课是要花时间的，特别是面对《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要花很多时间的。这个时间我经历了，这份功课我认真做了，所以，我自己知道我用了多少气力，即使有不同的版本相互比较，我也是有充分自信的。

2006年初夏，北京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在北京首都剧场演出，第一轮演出近30场，场场爆满。此后，2007年、2009年、2011年、2014年分别在北京、西安、天津演出过。

2015年的最后一天，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话剧《白鹿原》，我说这是《白鹿原》回家了。陕西人艺排演的《白鹿原》，相距北京人艺的首演已近十年，根据这些年观众的反响，我和导演胡宗琪都认为有必要做一点调整。在胡导的整体构思下，我们在文本上主要做了两点修订。一是从总体篇幅上进行了精简（包括减掉了一个次要人物徐秀才）；二是为了便于交代时代背景和主体事件，增加了众村民的“议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它不仅解决了“叙事”（交代背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发挥出古希腊悲剧中歌队的功能，在“叙事”中不停地转变身份（跳进跳出），在全剧节奏控制、感情渲染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人艺版《白鹿原》演出之后，广大观众除了对演员们使用陕西方言上有过一些微词之外，更多的是对小说原著和对林兆华、明星演员、老腔艺人的赞赏，对剧本改编几乎无人关注。

陕西人艺版《白鹿原》的演出倒是引起很大反响，甚至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作“陕西的一个文化事件”。有些看过北京人艺演出的业内人士惊呼：比北京人艺那个版本演得好很多！其中竟然有人向我祝贺，说这个剧本也比北京人艺那个剧本好！我只好如实告诉他：这两台演出是同一个剧本！

尽管陕西人艺版话剧演出受到广大观众和部分戏剧界专家的高度称赞，但仍有少数人对剧本和演出提出质疑。其实，自小说《白鹿原》问世以来，围绕小说内容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但不论是议论它的性描写是否过多或过于直白，还是议论它对民族文化和对历史的反思，所有评论家都是总体肯定，只对个别情节和人物有不同认识，大家都不否认这部小说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扛鼎之作。

我认为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值得多次改编的作品，不同的改编者自然会有不同的角度和感悟，有的可能感受得更深，有的可能还会出现超越……这就是它的魅力，说不尽的《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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