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王哲

《生命之雨》

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们灞桥区有个写得很苦的作家陈忠实。虽然没有看陈忠实的小说，然而当朋友邀我跟她去拜访陈忠实时，我欣然前往。

当时，陈忠实在灞桥区文化馆工作。文化馆正在建造办公楼，他在灞桥街的背面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宿办兼用。房子门窗全朝北，北面是田野。我们进去时，陈忠实的夫人在擀面，有小孩跑出跑进地玩。陈忠实倒了两杯水，招呼我们坐下。作家挺随和，不到四十岁的样子，挺高，挺精神的，额头上有皱纹，没有戴眼镜，不像我想象中的作家，像农村干部。

作家的家似乎只有桌子、椅子和床。由于房子是阴面，所以很暗。他们谈的什么我没在意，只有一句话还记得，陈忠实说：“有人说我写小说是为了挣钱，从前不给稿费时，我写小说是为啥?”

记得那是星期天，阳光灿烂，灞桥街上逢集，很热闹。出了陈忠实家，我看着熙熙攘攘为了生活疲于奔命的人们，想起陈忠实的话。写小说不为挣钱，为什么？民以食为天，陈忠实莫非是个圣人？

第二次见陈忠实，是在我家里。记得那是暑假里的一天，很热，外面白花花一片，很刺眼睛，陈忠实冒着酷暑来采访我父亲。记不得他和父亲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不停地喝水，我不停地给他添水，暗自笑他像是从旱原上下来的人，缺水。

不知不觉十几年过去了，我做了编辑。看到《白鹿原》插页上陈忠实的照片，算是我们的第三次见面。我惊讶于他的那张脸，竟像是久经干涸的大地，布满了纵横的皱纹。读着被称为民族秘史的沉甸甸的《白鹿原》，我想，这书里是如何浸透了作家辛勤的汗水，流淌着作家赤诚的血液！看着这照片，我想起了冬天的柿树，奉献了果实，在凛冽的寒风中期待着再度开花、结果……

在出版社的一次会议上，我才真正第三次见到了他。当我向他约稿时，他说还没有灞桥乡党给他当过责编，所以很高兴与我合作。于是就有了三十万字的《生命之雨》。

唱歌

《生命之雨》出版后，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也有了更深的了解。陈忠实前半生生活艰苦，后半生生活朴素。每每我去他的办公室，他都是从盒子里拿出一个精致的茶杯，给我冲一杯上好的茶，然后自己用一个大搪瓷缸子喝茶，还点上一支黑卷烟。我总是笑他“农民”，他总是回我“你嘛，小布尔乔亚嘛”。

一次，我正在陈忠实的办公室，忽然来了几个朋友，请先生去一个蒙古包餐厅吃饭，我也被顺邀一同前往了。席间气氛很是热烈，三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姑娘边唱祝酒歌边逐个给敬酒，被敬酒的人喝了酒之后还要回唱一首歌。奇怪的是人人都有一副好嗓子，个个都唱得声情并茂，原来其中有几个人还是剧团的。虽然被整个气氛感染着、兴奋着，但轮到腼腆且笨拙的我时，仍然是坚决不唱。这时先生就替我解围，替我唱，唱的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我记得他唱《三套车》，荡气回肠，把我的眼泪都唱下来了。后来我明白了一句话——“艺术是相通的”，因为他对生活的理解是深刻的，对歌曲的表达也富有感染力。

拜寿

陈忠实先生过六十大寿的时候，特意邀请了我们夫妇。面对大作家大红帖子的邀请，我们自然是受宠若惊。

拜寿就得带寿礼，这却使我们犯难。送烟酒糖茶显然不合适。丈夫自撰了一副对联，请书法家用红纸写了，裱好送去。

这个礼物和众多的书画作品挂在一起，飘飘摇摇，红红艳艳，也并不逊色。寿宴上的许多细节今已忘却，只记得陕北歌王王向荣，他演唱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得罪”

自从给陈忠实当了责编之后，作为出版社这样的单位，求着陈忠实先生的事情不少，诸如开研讨会、题签写序、要书法作品等，我都是联系人。十多年来，他有求必应，凡是他能做到的总是尽力而为。

我求他办最后一次事的时候，他已七十多岁，住在石油学院里。我虽去过多次，但总是记不住门牌号。去之前我给他打电话说明事由，并再次问门牌号，他说我在门口等你。不巧的是我的手机没电了，他以为我在楼下，硬是在风中等了半个多小时。等我找到电话打给他时，他问我在哪？我说我在路上。他说，那你就不要来了，我还有事！从声音里听得出，好像是生气了。我怯怯地说：“您有事呀，那，那就算了！”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交往。

回家后，丈夫批评我办事不用心，让老人在风中等。后来，我丈夫在一个场合遇到陈忠实，他说：“我把王哲得罪了！”唉！到底是谁得罪了谁？陈老师，若有下回，我一定认真，不让您在风中等待！若有来世，我还给您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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