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高德其人其事

□陶安黎

路高德已经出了七十多本书了,小说、诗歌、散文……要啥有啥,摞到一起,估计要超出他身高了吧,“著作等身”想必是每个作家怀揣的梦想,但对路作家来说,这根本不叫事儿。他最厚的一本书足足1500多页,灰封面,颇像新华字典。据说那年他带着这本砖头书去西安拜见贾平凹,愣是把这位大作家都给镇住了,连说“太厚了!”

路高德农民出身,当过兵,部队生活给他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他写东西随意而率性,想啥说啥,说啥写啥,有时文笔粗糙一些,但正像一块原生态的烤肉,挺有嚼头。我老妈每次读路高德的书,常常笑出声来。

作为常年为报纸写稿的作者,路高德在报社混了个脸熟,进出报社就像进出自己的家,保安也从不拦他。只要投了稿,他就三天两头来问,亲自登门,或打电话,不分时间场合,你态度好也罢,孬也罢,人家都不在乎,要的是结果,只要能登报,无论版面位置,面积大小,他都兴高采烈,心存感激。

那年路高德写了一首怀念母亲的诗,我觉得有点“土”,编发的时候略作改动,唯有那一次惹得他不大高兴。回头再看这首诗,倒是通顺了,却失去了原先那份朴拙。路高德年近花甲,仍喜欢穿奇装异服,尤喜红色,另外还有几身唐装和牛仔服,每次来报社,都会上演不同的“时装秀”。有时,只要门前红光一闪,大嗓门一亮,不用抬头,便知是路高德来也。一次他还顶了一头披肩假发闯进我们办公室,吓了我一跳。见到路高德,常想起郭德纲相声里说的,“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厚的一张脸。”在路高德身上,我发现,脸皮厚竟然也可以如此可爱——因为厚得本真,厚得朴实。

有一次,在我们办公室,他谈起一件事,说他当年养了一只老母鸡,一直下蛋,后来不下了,路高德很生气,我养你就是为了吃鸡蛋,汝不下蛋,要汝何用,于是手起刀落将该鸡斩首。后来在泥炉子里发现了一堆鸡蛋,原来母鸡并没有怠工,只是把蛋下在了别处。路高德说到这里,突然啪啪扇了自己两个大耳光,“我做了什么啊,我后悔死了。算了,不说了!”他抹一把泪,腾地站起来,掉头出了门。等我们几个缓过神来,他已经消失了。后来他把这件事写进了小说《蛋鸡》中。

就冲这件事,我对路高德有些肃然起敬。

在别人看来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到了路高德这里,似乎就再正常不过。比如他发哪个版的稿子,就去找哪个版的编辑,目的性极强,即使同一间办公室坐着其他人,他一概视而不见,直冲自己投稿的版面编辑而去,下一次如果投的是另一个版面,他便又对上次的编辑视而不见了。若是所找的人不在,立马就走,从不磨叽。周而复始,大家也都习惯了。

我的好友、作家孙方之曾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还记录了路高德的一桩轶事。

“有一年他从临淄“打的”,大老远跑到周村找我推销书。只见他左手提着一包书,右肩扛着一块头,汗流浃背敲开我办公室门,掏出一张发票,直奔主题说,如果照单全付,这块石头给你算回扣。……都是圈里人,实在不好意思驳了面子,给了他500元。只见他接过钱,扛起石头,说,那么这石头就不给你了。大踏步地出了门。边走边抱怨:大老远跑来,打的费都花了好几十。自此,我才领教了路作家的另类。”

方之兄的这段文字,让一个路高德活脱脱呈现在眼前。

爱生活,爱文学,爱家乡,是路高德的三大爱。他在自己的老家,那个叫大夫店的村里,算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了,他家的院子里有舞台,有书屋,夫人还是村里的文艺骨干,他们每年举办乡村春晚,已经办了十四届。每到大年初一,村喇叭里就有人使劲吆喝:“路高德组织演出文艺节目,都去看……”

还记得那年去路高德的乡村书屋做客,满满一屋子书,一面墙挂着他不同时期不同装束的艺术照,另一面墙挂着名人题字,其中不乏贾平凹等大牌作家的墨宝。吃饭时,一长溜方桌上的全狗宴,让几个柔弱女士怯生生不敢下箸。院子里,他夫人率领村里的几个文艺大嫂载歌载舞。屋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让一班文人着实过了一把水泊梁山或威虎山的瘾。

早在2002年,路高德便是中国作协会员了,这可不是个说入就能入的组织。写得好不一定能入,但不能写的肯定入不了,必须得有两把刷子才行。路高德入会那年,全市中国作协会员掰着指头能数过来,难怪路高德动不动就拿这个说事,的确值得炫耀一番。

路高德不是个低调的人,走到哪里都呼呼隆隆,风风火火,你说你的,他说他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永远都那么开心自在。前些日子,他又送来一本刚出的作品集《我和我》,我也说不清这是他送我的第几本书了。对这样一个人,你爱不得,恨不得,喜不得,烦不得。其实他才不管你对他怎样,他依然一如既往,红光一闪,大嗓门一亮——俺又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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