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七路煤炭店的光辉岁月

□李连源

父亲成为拉煤工

曾经的东七路煤炭店，位于尚勤路、尚俭路之间东七路中部偏东处，隶属于西安市煤炭经营公司西五路经营处。东七路煤炭店的门不大，只能供一种拉煤用的革新三轮车进出。煤店营业室在大门内侧西边，是个有套间的平房，从开在山墙的小门掀开门帘进去就是买煤开票的地方。店内柜台用砖砌筑，台面抹了水泥，由于人们开票时总爱把胳膊放在上面，久而久之，台面上被磨得黑亮光滑。

东七路煤炭店是我父亲工作的地方。父亲1949年来到西安，落户东三路操场巷，初来乍到以卖醋、酱油勉强维持生计。那时候人们生活艰难，吃不起油，有点儿酱油、醋和盐，生活就有了些许滋味。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几年，就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先是有居委会主任找到父亲，想安排他进工厂工作，但因工资太低被父亲婉拒。拖了两年后，西安市煤炭经营公司招拉煤工，工资按劳取酬多劳多得。这种待遇在当时为数不多，父亲于是前往应聘，成为东七路煤炭店一名拉煤工。

父亲的劳动工具是架子车，工作是把居民买的钢炭、沫煤、煤球等分别装在用藤条编制的方筐里，再按照路程逐家送达。为了多拉多赚，父亲往往一车要拉四五百公斤煤，遇到上坡步履维艰，每走一步都要使出浑身力气，每天回到家就像散了架。父亲是个极爱干净的人，每天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洗自己，里里外外擦洗一遍后，方才开始吃饭。看到父亲为了生计如此辛劳，我懂事的姐姐们常利用课余时间给父亲帮忙，每当父亲生病时，她们就替父亲干拉煤的活。

东七路煤炭店还有一个拉煤工，我管他叫牛伯，他比我爸大几岁，个子高大，在东八路劳武巷口住。牛伯的家人经常帮着他送煤，我印象中，那是个小脚女人，每每见她帮助牛伯推车，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牛伯和父亲的业务有地界划分，每当取票时按照自己送煤区域将第三、四联撕下，装车过磅后交一联，自己留一联用作送煤、结账凭证。牛伯和父亲关系不错，当他生病无人替代时，活儿就由父亲揽了。

店里的同志们

我儿时常到东七路煤炭店里玩。进门后先是营业室，柜台里边坐着王金枝、司马宝琴、李宝金等职员，我称她们王姨、司马姨、李姨。她们的工作是收钱开票，这是当时受人羡慕的工作。开票室的里间是何主任办公室，何主任是一个中年的瘦高男人，一身干部服，戴着帽子，操着一口优雅的关中方言。他对人和蔼细致，即便我有时不断拨打电话查询天气预报，他也总是和善地劝导，轻言轻语从未瞪眼或者恫吓。

营业室对面一间房是拉煤工的更衣室，由于煤店女多男少，牛伯和我父亲就自觉在家换好衣服，如此一来这间房就成了休息室。休息室外右手边是煤店一大“法宝”——大磅。父亲告诉我，这大磅是一道关，只有把握住了斤两，不使国有资产流失，煤店才能从进货、出货中称出利润。那时司磅的人有张翠兰、张玉兰、郑秀娥以及随军家属贾姨，她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认真，每当过磅称重，她们都斤两分明，既不亏欠居民，也不放任超重。

司磅的人里我与张翠兰最熟，还亲切地叫她“张妈”。记得父亲第一次带我去煤店，张妈对我又亲又抱犹如亲生。她住在东六路西口，春节时父母总带我去她家走亲戚。张妈力气很大，经常给煤过了磅后亲自将车推上坡；她还很有爱心，看我家困难，时不时送些生活用品，我们全家都很感激她。文革时，有人告张妈“贪污”，随后单位开起了批斗会。张妈是被冤枉的，大家心知肚明，却又不敢直言。这时，唯有父亲拍案而起，质疑指责不实。父亲举证道：收钱开票和见票发货是两条线，根本无法串通，指责张妈压根站不住脚，是彻头彻尾的空穴来风！父亲的反驳有理有据，张妈所谓的“贪污案”随后不了了之。这场考验使同志间的信任进一步加深，煤炭店从此就像一个大家庭般团结。之后每次父亲空车回来，大家就招呼他在休息室休息，这时张妈就会端着父亲的茶缸递过来，叮嘱他喝水、缓口气，大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大磅后面有间小房，也就10平方米大小，里边住着朱叔。朱叔原先也是拉煤工，后来煤多了需要看管，于是没有妻儿的朱叔就以店为家，住在这间小房子里，一个人把大门和煤堆一齐看了。朱叔不爱说话，大家也很少与他交流。他对待工作非常认真，有回我淘气爬到煤堆上，尽管他知道我是谁，但仍高声呵斥：“谁家孩子，快下来，不然叫你爸打你！”不说则已，说了我倒来了劲：“你叫啊，看我爸打我不！”这一幕恰巧让父亲看见，他当即过来打了我两下，还厉声道：“别淘气，招人烦！”

为煤店燃尽一生

上世纪70年代初，东七路煤炭店拆了西边的营业室，在东边休息室外墙上开了窗口，大门扩大了一倍；煤店西北角还建了厂房，安装了轧制蜂窝煤的机器，从此“哐当、哐当……”的声音几乎从未停止。自此，父亲也鸟枪换炮，弃了架子车换成三轮车。他第一次把三轮车蹬回家时，我好奇地摇着脚踏板不停地转，一不小心将右手无名指夹在链盘与链子当中。十指连心，我疼得几乎晕了过去，父亲急忙将我送医。医院检查后虽无大碍，但指骨已变形，留下了永久的印记。这件事没有打消我对三轮车的喜爱。从上小学三年级起，父亲就教我蹬三轮，后来我便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了。

扩建后的东七路煤炭店成了这一带最大的煤场，附近的兴隆坊煤场（在东七路城墙根）、东五路煤场（在南坊巷南口西）、东二路煤场（在城墙根）等因为没有轧煤机器，都需要从东七路向外调拨煤炭。于是乎，父亲的工作量就更大了。每天，当正常的零散送煤任务完成后，父亲还要整车整车地向这些煤场转运蜂窝煤。一车蜂窝煤约500公斤，运费四毛五，如果一个人运送，遇到上坡、门槛就得铆足劲。

一次因上坡乏力，父亲一口气没上来竟吐了血，回到家里被母亲发现，说啥也不让他再去拉煤。但第二天父亲没事一般又义无反顾地走出家门。1975年春节前的一天，父亲让从农村回来过年的三姐和我一起去送煤，他在家准备年货。后来听说，那天父亲拿菜刀刮肉时，突然身子软瘫地倒向一边不省人事。母亲和邻居七手八脚将父亲抬上三轮。送到第四人民医院往下抬时，父亲的手却死死地抓住车帮不松。母亲深谙父亲的思虑，她趴在父亲耳边轻声说道：“老李，你的意思是不是不能撒手你的工作？”父亲听后才松开了紧握着三轮车的手。一周后，父亲撒手人寰。

父亲去世时我11岁，正在放寒假。那个月我独自接过父亲的三轮车去送煤。那时一份80公斤单子运费两毛三，90公斤两毛七，我运了300多单，一个月赚了80元。记得母亲拿到钱后泪眼婆娑地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再后来，母亲顶替了父亲的工作，也干起了拉煤的活。从1975年至1985年，母亲一干就是十年。她常常到了晚饭时间都没回家，回来后匆匆洗漱、草草吃饭后倒头便睡，休息严重不足。最后，53岁的母亲也离我们而去了。

东七路煤炭店，如今每每想起它，我眼前就浮现出父母及煤店员工们辛劳的身影，他们像煤炭一样燃尽一生，照亮了人心，温暖了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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