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回顾这段历史,最可惜的就是大量时间都荒废了,没有用于学术研究和业务提高。1972年我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负责人之后,仅和老同学马世长合写了《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他》以及《敦煌甜水井汉代遗址的调查》这两篇论文。和很多学者一样,我真正的学术生涯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在历次决定敦煌命运的关键时刻,敦煌研究院之所以能够使石窟保管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不仅因为依靠了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更在于大家始终坚持担当使命不动摇。

这些年轻的记者没有想到,两个新中国培养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响应祖国的号召,各自选择了最艰苦的地方,一个在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一个在西北荒漠做石窟保护。两人为了工作,长期分居两地,根本无法顾及孩子的教育。这些事情深深触动了他们。不久之后,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长文就刊载于《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是以整版形式刊登的,老彭看见了,宿白先生看见了,住在宿白先生对面的邓广铭先生也看见了。据说,宿白先生对邓广铭先生说,报上谈的基本上还符合事实。我过去的老师和同学们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却没有看到。直到几个月后,有人提起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其实,当时我心里并不是很兴奋。因为很多事情我一直藏在心里,不愿向外人去说。而现在自己的家事几乎全国上下都知道了。“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那时也让我倍感不安和压力。

从北大到敦煌

我是58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考古虽属历史学科范畴,但因研究对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种遗迹和遗物,所以考古的方法和手段与历史学主要运用历史文献进行研究有所不同,必须采用科学的田野调查、发掘,并对发掘揭示的遗址和遗物进行记录、整理和研究。也就是说,没有野外考古的实践和锻炼,就谈不上学会了考古。因此田野考古实习和专题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功课。

我们58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一至三年级参加过三次野外考古实习。1962年下半年,是我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宿白先生是我们敦煌实习组的指导教师。

宿先生当时上的课程是三国至元代的各代考古,涉及广泛而复杂的古代社会文化。与我实习有关的中国历史考古学中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是由宿先生建立的。他调查研究了全国各地的石窟寺,首创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打破了过去仅限于从美术史角度研究石窟寺状况的传统。他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宿先生按照考古学的方法,指导段鹏琦、马世长、谢德根和我对莫高窟的几个典型洞窟进行实测和记录。令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听到了宿先生讲授的《敦煌七讲》,这是他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体系的首次讲授,同时也为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莫高窟的毕业考古实习,一直影响着以后我对敦煌石窟考古的研究工作。

1962年,我们的毕业实习结束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北大提出,希望我们这些在莫高窟实习的考古专业学生毕业后到那里工作。1963年毕业分配,马世长和我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本来要给考古专业的同学开设艺术类的课程,原本请了徐邦达先生来上课,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开成这门课程。在校期间主要还是侧重考古专业的学习。到了敦煌才发现,不能不懂佛教艺术和绘画。所以,我们在业余时间就跟着段文杰先生、史苇湘先生学艺术。记得有一次,段文杰先生让我们看一个人物袖子上的线条妙在哪里,我那时根本看不出线条的好坏,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段先生就给我们讲中国画线条的神韵,当时觉得很玄奥,线条里面居然有这样的学问。时间长了,慢慢就发现,不同画工笔下的线条千差万别,一些古代画师的技艺确实了得。在敦煌的老先生们的指导下,我懂得了从绘画中品味笔法、节奏和气韵。

我刚去敦煌的时候,同事们看我个子小,是个“小不点”,都叫我小樊。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一位叫孙纪元的雕塑师,他的雕塑代表作有《瑞雪》《草原民兵》等,跟何鄂两人在国内雕塑界享有盛名。那时候我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提出,希望孙纪元能给使馆雕塑一个作品《青春》。他们这些艺术家进行创作都讲究观察生活,何鄂给他建议,“老孙,这不是刚来了北大的大学生嘛”。孙纪元就总是观察我。我心想这个人怎么怪怪的,后来才知道他要雕塑《青春》。他一开口就是西安话,问我有没有照片,我说没有,只有学生证、准考证、工作证上的证件照,就把一张证件照给他了。他是先用泥巴塑,塑出一个女孩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背着挎包,右手拿着草帽,最后再翻模。他问我说你看这个鼻子像不像你,我说像。这个原始泥塑就一直放在他的雕塑室里,有人看见了问这是塑的谁呀,他笑笑不说话,我也不说话。那个雕塑很像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像我刚到敦煌时候的样子,那是我的青春。

光阴荏苒,没有想到如今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我也没有想到,我原本应该承担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到了21世纪初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还在继续编撰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一项重要而巨大的工程,也是我难以忘怀的重任。在我有生之年,将遵循北大师长的教诲,为此继续努力。

我其实想过离开敦煌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研究所绝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土坯平房里,直到1980年,国家才给拨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楼。当时的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周围根本没有商店,有了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东西。

虽然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独立生活,但起初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敦煌的生活。在这里,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

下期看点:整个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电,在此之前的几年已经自己发电,每天只能保证两三个小时的用电,根本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到了晚上还可以到自习室去学习。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渐忘记了都市,忘记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生活,忘记了我也曾是“南国女儿”。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为了抗拒这个深渊,我必须学会遗忘。我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我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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