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帝国对外的威信更是蒸蒸日上。唐朝带着世界主义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的先祖历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顺地称为天可汗。
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Assa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
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
他们回国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具体的贡献,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自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自室内的布置到围棋——从今之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高丽与越南也有同样的趋向,但不像日本这么热切。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离中土十六年之后由印度回国,第二个唐朝皇帝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六百五十七件译为华文。
创业之主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诰令于638年准许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这一段充满着光辉和满足的时期如何下场?最简捷地说,这理想的国家因为领导集团的逐渐骄惰而不负责,无从继续。
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增加到不能管驭的程度。及至8世纪中叶,即以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便多至一万余,宫女可能加倍。文官集团不仅人数增加而且薪俸膨胀,皇帝与群臣的品质则降低。
以上述的各个情况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进行。
公元751年,中国的军队在中亚被阿拉伯联军击败,即使西南的少数民族部队,也逼着唐军仓皇后撤,吐蕃也叛变。9世纪更有边防将领坐大而成为军阀的趋势;内地则有农民暴动。
唐代宦官此时还无声无闻,今后则在宫廷之内专权,甚至废立君主。同时佛教寺院的集中财富,也使国家难安。公元840年代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四千六百所寺院,强迫二十六万零五百僧尼还俗。
这种开倒车的情形,范围广而程度深。有些历史家认为唐代可以分作前后两段观察。看来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近于全朝代时间上的中点,可以视作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样一来,前面一段有了一百三十七年的伟大与繁荣,而接着则有一百五十一年的破坏和混乱。
当然,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的事变即无法立足。8世纪的中期,一连串的事迹好像摧折了朝代的连续性,可见得幕后还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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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自:《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九州出版社内容简介:
作者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从夏商周开始,阐述了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勾画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全貌。其中涉及政治经济体制、军事战役、艺术思想等方面,而作者更为重点着眼的则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
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继而形成百年不变的官僚体系,而维系上下级的管理规则,则是一种以儒家为基础、几经修正的道德伦理的意识形态。此种统治形态,历经千秋的朝代更迭未曾改变。此种统治形态,产生于夏,基本形成于宋,而极致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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