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眼中的改革开放40年（下）

蒋彬凤：目睹40年的变迁，是我的幸福

□ 记者 原登荣

12月14日8时30分，蒋彬凤还站在汉中的土地上，10时就坐上了西安地铁2号线。遥想当年因为交通问题受的苦，50岁的蒋彬凤一阵心酸。她直言：“因为曾经亲身经历，所以至今刻骨铭心。”

蒋彬凤所历经的“路难行”到便捷交通，正是中国老百姓40年来的切身体会。

大年初三去舅舅家拜年是蒋彬凤的童年趣事，不仅有压岁钱拿，还能吃到外婆精心烹制的美食。但她同样害怕这时候去外婆家，因为经常需要走20里地才能到达。要是遇到风雪天，每走一步都步履维艰。

她说：“40年前彬县的冬天可比现在冷多了，学生上学被冻哭是常有的事，更别说数九寒天里走20里地。”

现在，蒋彬凤开车只需要20分钟就能到外婆家，从彬县县城坐通村公交30分钟一班车，就能到外婆家门口。

上大学后，蒋彬凤也只选择寒暑假时才回家。一次放寒假，蒋彬凤从咸阳汽车站坐车回家。到了半路上，班车突然坏了，这可急坏了车上的所有人，司机只能自己来维修。

“近两个小时后，汽车故障终于排除，但司机却打不着火，急得车上人不停催促。我当时很害怕，腊月下午时分的气温早已降至零下，要是汽车还修不好，估计得在车上过夜。”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司机判断可能是机油冻住了。“后来经过处理，终于打火成功，现场一片欢腾，甚至有人兴奋地跳起来。”提起这桩回家的小插曲，蒋彬凤依然兴奋不已。

现在，从咸阳到彬县，走福银高速不到两小时就能到。

2007年，蒋彬凤任长武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每周日下午从咸阳回长武只能走312国道，至少需要4小时，遇到堵车，时间更久。

蒋彬凤渴望有一条高速公路从咸阳市区直达长武县，她的愿望在2008年9月底实现，福银高速咸阳至长武段建成通车。

高速开通后，蒋彬凤第一时间进行了体验，行驶在宽阔的高速路上格外高兴，“终于不再为出行发愁，长武的老百姓再也不用为农副产品滞销担忧。”

“天堑变通途，蜀道不再难。”这是蒋彬凤对西成高铁开通后的最直观感受。“西汉高速通车后我才第一次到汉中，看着一条条隧道和高速路两边的悬崖峭壁，让人感慨科技进步带给人们的便捷。”12月14日，蒋彬凤从汉中一个半小时就回到西安，“距离已经不能成为两个城市之间的羁绊。”

蒋彬凤激动地说：“改革开放40年是伟大的变革，能目睹这40年的变迁，是我的幸福。作为民进咸阳市委会主委，一定要告诉我联系的会员，40年的成就说明只有实干才能实现伟大中国梦。”

李刚：百姓餐桌上的美食见证时代发展

□ 李欣怡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神州大地吹起时，我还是个孩子。40年过去了，很荣幸能成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见证了祖国的蓬勃发展。”省政协委员、陕西万盛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刚感叹道。

“小时候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逢年过节需凭票购买蔬菜或者肉类。谁家要是能吃到鸡蛋、喝上牛奶，简直是一件奢侈的事。4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随时吃上各种美食。在西安保税区内，还可以买到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老百姓餐桌上的食品也不断升级，从上世纪70年代家人手工制作的肉馅饺子，到80年代的老鸭汤、烤羊肉，现如今可以在大酒店专门订制年夜饭。

谈及年夜饭的变迁，李刚会时不时的提及小时候渴望吃到的白面馒头和红烧鸡肉。“小时候过年就是为了吃几天饱饭，如今过年吃饭却成了心理负担。”

李刚的童年是在新疆度过。上世纪80年代的新疆还比较闭塞，如果有人在单位里做小生意，是会被同事瞧不起的。“我家条件算不错的。”李刚的母亲经营一家小卖部。父母依靠做小生意一直供养他直至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后，李刚选择留校任教。但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他决定离职经商。“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最好的时代，上世纪90年代，人们已对经商有了重新的认识。”李刚说。

小时候，人们和亲友联系多半依靠书信。随着通信工具的演变，最早的BB机、大哥大都觉得是一个大件，到目前，手机语音传输、视频电话，是过去想也想不到的事。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众多企业的经营方式，电商时代早已悄然到来。

“乘着改革开放的快车，当父母看到你赚的钱比她们一辈子的都多时，甚至会有些害怕。有的父母甚至没法理解，经商怎么就能赚那么多钱！”李刚说。

近年来，李刚带领陕西万盛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信息技术开发团队，使用移动互联手段，为交管部门提供先进的管理方式。同时，通过“交通信息安全卡”引进金融服务功能，实现了现场缴罚、消费、支付和高速公路ETC不停车收费等功能。

改革开放40年，消费主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先进的文化和意识大家都能感受到，李刚认为这是变化最大的事件，也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根本。

张阿利：西部电影蜚声海内外，成为陕西的骄傲

□ 刘舒雁

“改革开放40年，陕西电影有了‘革命性进步’。”作为西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科带头人，省政协委员、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张阿利的职业生涯与改革开放并肩同行，以影视发展见证时代脉动。

“1938年延安电影团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电影事业起步。”张阿利说，陕西曾是中国影视发展重镇，1958年建立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成为了中国中西部地区蜚声世界影坛的重要综合性影视生产基地，为陕西电影事业稳步推进积蓄了新力量。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陕西电影以平均每年超过六部的生产数量强劲发展。“《生活的颤音》和《西安事变》两部影片奠定了陕西电影的发展基础，让陕西电影开始在国内发挥影响力。”张阿利说。

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创新浪潮的涌起，陕西电影开始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西影厂拍摄的《人生》，首次代表中国电影参加奥斯卡最佳外国语影片的评选。”张阿利说。此后，《野山》《黑炮事件》《老井》《红高粱》等一大批西部电影蜚声海内外，成为陕西电影的骄傲。

1990年以后，陕西电影在改革浪潮下奔涌的姿态逐步放缓。由于电影体制问题逐渐暴露，外加国外商业大片冲击，西安电影制片厂影响力开始走下坡路。

后来，中国电影进行体制性改革，陕西电影在改革大潮下逐渐走出迷雾，开始了艰难的产业化探索实践。“首先是走电影合拍道路。”1994年，西安电影制片厂与香港新星电影公司合作拍摄了《大话西游》，这部影片被列为中国电影史上十大“最具票房价值”的经典电影。除此之外，陕西民营影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近年来，陕西频出优秀电影作品，如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图雅的婚事》，银熊奖的《白鹿原》《团圆》《纺织姑娘》，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奖的《郎在对门唱山歌》，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圣乔治奖的《塬上》等。

“40年前，国内学习影视专业的学生寥寥无几，仅限于专业艺术学校。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20年，学习影视相关专业的学生已经达到几十万人。”目前开设影视相关专业的大学相当多，为陕西电影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2018年10月，西安再次迎来了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电影节又一次回到了丝绸之路的起点，无疑是对陕西电影发展成果最好的检阅。”

四十年坎坷沉浮，陕西电影不断创新。张阿利感慨道，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在变，社会在变，而陕西人的电影情结，对电影的追逐却从未停歇。未来必将诞生更多优秀影视作品，彰显陕西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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