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中华农耕文明曙光初照的地方

咸阳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后稷教民稼穑，是中国农业第一次见诸史载的农业教育与推广活动。中国农业以后稷为标志而渐入文明时代。农业是古代社会经济贡献率较高的生产部门，周族以执农不弃而君临天下。周朝国祚延续八百余年，其创制的农耕礼乐文明，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对中国古今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菖蒲生 农始耕

《诗·白华》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记载，这是我国见诸史载的第一个农田灌溉系统。滮池地在今西安西北、咸阳附近。著名的先周农业文化，发祥于咸阳。周秦建国，咸阳地区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发展。《豳风》中的农业，《秦风》中的畜牧以及《吕氏春秋》的上农四篇中反映的传统农业科学成就，显示了咸阳在周秦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咸阳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之兴首推秦郑国渠，工程修成后，出现了“咸阳古城下，万亩稻苗新”的美景。

秦以玄鸟为图腾，是最早重视物候的部落之一。《豳风·七月》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首农事诗，是西周初期“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的诗篇。比较详尽地反映了豳地的农时与农事内容，它是先人总结和传授物候知识的最早记载。在农事的安排上，不但重视大田生产，同时蚕桑、畜牧、园圃亦占一定时间，冬季农闲，主要用来狩猎。

周秦旧地，也是最早推行牛耕的地区之一。《吕氏春秋·任地》以菖蒲始生，作为适耕期开始的标志。《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已包括了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的大部分内容。二十四节气不但包含着对农业气候的精辟认识，而且准确地反映了由于地球公转而形成的日地关系，成为掌握农事季节的可靠依据。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通过它而具有指导农业生产的作用，时至今日，在农业生产中仍然很具实用性。

关中麦 盛天下

自西汉以来，小麦一直是关中地区的主要作物。唐京兆贡麦，“出关中者为上品”。元世祖时，关中麦“盛于天下”。明代三原马理记载，“关中有黑芒麦，有无芒者为和尚麦，色白者为白麦，色紫者为紫麦，紫麦面多。有色白而粒甚肥大者为御麦，可为饼及蒸食。早熟者为三月黄。”雍正陕西通志引咸阳县志记载，“麦生毕原者上品”。《授时通考》卷二十六介绍乾州物产说，“小麦皮薄面多，佳于他处，每斗更重二斛”。至于黍、稷、菽、麻等杂粮“关中处处有之”。“咸阳谷之良者有青粱，其米青色，夏日食之清凉；有芝麻梁，其米白色，形如芝麻；另有黄梁，穗大毛长味美，谓之竹根黄。”

我国最早的荞麦标本，出土于咸阳杨家湾四号汉墓。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常借复种荞麦渡荒。唐代关中荞麦播种面积甚大，有“月明荞麦花如雪”，“满山荞麦花”之誉。金代以后咸阳等地荞麦种植比较普遍，春秋均可播种。

薏苡，一般认为是马援由交趾带回关中。咸阳马泉西汉墓有成层薏苡米出土，将薏苡种植时间提早了许多。

麻为棉花未传入中国前一般百姓衣着原料的主要来源。唐时“邠州赋麻”。宋清间，棉花、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烟草等作物相继进入关中，是为汉、唐之后第三次引种高潮。泾阳、三原在明朝时期都有相当繁盛的棉花、布匹集市。清初，咸阳成了关中以至西北地区重要的棉花集散中心。

春夏为圃 秋冬为场

“春夏为圃，秋冬为场”，是关中农村至今仍保留的古老习惯。

而早在诗经时代，《豳风·七月》中剥枣与获稻并举，“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是有关园圃的最早文献。最早进入园圃栽培的蔬菜有瓜、瓠、韭、葵等，从《诗经》记载“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七月烹葵及菽”“献羔祭韭”来看，当时，这几种主要蔬菜已成时令性家常食菜。而当时咸阳地区栽培的果树有枣、山梨等。

周秦时期，成书于咸阳的《吕氏春秋》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首次以天、地、人的“三才”理论认识农业生产，成为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传统中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周秦时期的开发经营，奠定了汉唐咸阳农业的良好基础。西汉时期实行“实关中”政策，设置陵邑安置关东移民。其中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合称五陵，所徙官僚、豪富尤多，成为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东汉时期，关中名门望族主要集中于五陵原，这里地处渭水沿岸，是秦汉以来传统农区的精华所在。

汉唐盛世，西北丝绸之路通畅繁荣，随着各民族、地区、国家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先后形成两次引种高潮。丝路传入的良种一般总是“植入秦中，渐及东土”。引入作物多属园艺蔬菜、果树、牧草及经济作物品种。汉时引种的有胡葱、大蒜、胡瓜、胡豆、胡荽、苜蓿、石榴、葡萄、胡桃、胡麻、红兰花等。柑橘、荔枝、龙眼、甘蕉、枇杷、橙、槟榔、橄榄诸南方果木，则在皇家苑圃中利用优越的人工管理条件进行转植试验。苜蓿由于广泛种植，甚至出现了地方俗称，“茂陵人谓之连枝草”。隋唐时期有菠菜、茄子、莴苣、浑提葱等传入，茂陵一带“苜蓿榴花遍近郊”。

西魏时，武功人苏绰认为除百亩之田的春耕夏种秋收外，“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老之具”。唐代关中地区园、邸、庄、墅，星罗棋布。其中列植竹木，树艺果蔬，地尽上腴。既供游逸宴乐，又资日常食用，促进了园圃技艺的发展。自宋以后，关中官家园圃之制衰落。除少数官僚、商贾仍设园、置圃以为观赏游乐之所外，一般“分地作圃”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出现的。至明清，以获利为目的的“专务场圃者”出现。《秦疆治略》载，咸阳“合县所食之菜皆贩之南乡”，园圃经营成为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三原人王恕在《后乐亭记》中记载了其西园东圃之内有梅、桃、李、梨、枣、杏、柿、羌桃、葡萄、朱樱、石榴、木瓜等。由于实行园圃栽培，许多果蔬名优品种于此时出现、形成。明末诗人孙豹人久居扬州，犹留恋故乡三原的水果。他回忆，“里中桃味正美，大如碗口，少年所饱享，至今谈之，口尚流涎”“西阳村枣，长二寸许，坠地即碎，多水，食二三十枚，可以饱人”。

雍正陕西通志记载，“桃出（三原）张村里者佳”；咸阳县“李有赤青绿黄数色”。彬州“李异他处，供用颇多”“梨异他处，土人善藏者仲春犹鲜”。三原县“柿出豆村者佳”。“近昭陵南山下多石榴，结实大而甘美，传为唐陵园种”。咸阳地区的蔬菜香料闻名遐迩，三原、淳化出产茴香、小茴香和白菜，礼泉出产韭菜，咸阳出产葱、茄子、刀豆、苋菜、菠蓤、茼蒿、莙达和芫荽，泾阳出产蒜等。其中，咸阳“葱有冬、汉、胡、茖四种”。淳化“冬菜（白菜）大而嫩，藏地窖中经春不坏”。清末，泾阳鲁桥一带的柿子、韭菜；兴平、武功二地的辣椒；彬县、长武的晋枣；礼泉昭陵的梅杏、石榴；永寿等地的露仁核桃；旬邑土桥清原一带的小茴香等，均已成为地方名特产品。

清末辣椒成为咸阳地区特产。光绪十年乾州志稿说：“秦椒，秦中多有之。产于乾州（者）老辣之性与芥姜争霸，悍尤过之”。光绪兴平乡土志记载，“辣子本地广产，自用外俱销售于省城、富平、耀州各县地二十余万斤”。光绪武功县乡土志说“惟秦椒较他处多，亦甚良”，“由本境运于凤翔、宝鸡各县（陆运）每岁销行八九万斤不等”。

桑林摇落渭川西

《豳风·七月》还记述了豳地的蚕桑生产过程，反映了豳地蚕桑业的发达程度。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促进了关中蚕桑业的发展，三辅地区从此“五谷垂颖，桑麻铺棻”。三国扶风（今兴平市）人马钧，简化织机构造，将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的旧织机，改为十二蹑，生产效率提高四五倍，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唐时咸阳一带“郁郁桑柘繁”，“漠漠桑柘烟”，乾陵地区“广川桑遍绿”，渭河沿岸“桑林摇落渭川西”，是以绵绢为庸调的地区之一。咸阳地区悠久的蚕桑养殖历史，自唐宋以后颇呈渐衰之势。明清之间，一些仁人志士有感于关中农道不全，意在恢宏豳风，振兴蚕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咸阳南部地区蚕桑业的发展。明正德十四年康海所编《武功志》记载，“（武功）地东南大宜木棉、桑，故蚕织之业广焉”。

清乾隆初年，兴平杨屾编著蚕桑专著《豳风广义》，并亲自在乡间试验和推广种桑养蚕技术。试行成功后，杨屾向陕西布政使帅念祖上《陈蚕桑实效书》，并以自加亲织的绸缎进献，恳请复兴陕西蚕业。当时官府颁发蚕书，督导种桑成为风气。当时陕西桑树种类甚多，其中品质较佳的有柔桑、紫藤桑、乌桑等，杨屾还从新疆引得一种果叶兼用型品种吐鲁番白桑。乾隆间兴平县令许维权“即双山（屾字）之所为者，在在劝谕，一时养蚕抽丝之事风行远迩”。乔光烈在乾县，“初乾民农而不桑，光烈教之树蓄，桑木阴翳，家储蚕政编一册”。三原等地特设蚕局、蚕馆，负责技术指导和推广工作。

清末，泾阳等地在刘古愚的推动下，蚕桑业再次出现高潮。刘古愚为了在关中推广种桑养蚕，首先在自己家庭作示范。总结从种桑养蚕到煮茧取丝以至织绸的实践经验，编著了《蚕桑备要》和《养蚕歌括》。在主讲泾干、味经书院时，刘古愚设立复豳机馆试办蚕丝织绸、制造新式农桑机器；设立刊书处，出版蚕桑等自然科学和时务新书。光绪、宣统间泾阳县先后刊发《蚕桑简编》《豳风广义》等书，颁种吐鲁番、湖桑诸秧，购引浙湖蚕蚁良种，并且设蚕桑局、辟蚕桑园，为民督导。

弓矢斯张 干戈戚扬

周族先祖公刘居豳时，既可“弓矢斯张，干戈戚扬”开展狩猎，又有“执豕于牢”的圈养用牲。畜牧业是秦人的传统经济，养马技术更为秦人之专长。其祖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周孝王时造父以善养马而“分土为附庸”。秦有“特祠”供奉牛神。秦人养牛不仅用作祭祀，而且用于挽车、耕田。驴和骡原是西北少数民族奇畜，汉时传入内地成为生产动力，骑乘、驾车、套磨、驮物、耕播均能适用。

宋清间，咸阳畜牧业出现重大变化，养马业逐渐衰落，骡、驴、牛名优品种逐渐形成，猪羊家禽饲养比重逐渐增加。明清时期苜蓿的广为种植和大量使用成了咸阳农区畜牧业的特点之一。明清之际便有优良的驴、骡品种出现，著名的陕甘大骡、关中驴等大都出于此时。陕甘大骡以兴平、武功、礼泉各县所产最佳。关中驴是我国大型驴的优良品种之一，以兴平、武功、乾县、礼泉等为主要产地。清代陕甘大骡、关中驴除供本地役用外，还大量外销至河南、山东、山西、直隶诸省。秦川牛在明清时代基本育成，至近代更臻完美，以兴平、武功、咸阳、长武一带所产最著名。

清朝农业专家杨屾认为，“秦中之猪甲天下”。当时咸阳地区有绵羊、羖羊、同羊等优良羊种。绵羊“临渭两岸，其毛更细，可作缎、氆氇、衣衫等物，绝佳”。杨屾在《豳风广义》中记载的鸡鸭“火抱法”，每次可以孵化八千到一万个鸡蛋。

清代三原人杨秀元在《农言著实》记录了家畜的饲养经验，为作者经营农业生产的实录，其中关于养牛的部分，被认为是对陕晋地区至少三百年来农民养牛经验的概括。《农言著实》刊行后流传广泛。解放后被收入《秦晋农言》，196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节选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樊志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咸阳科技志》编纂时所撰写的古代农业科技部分文稿，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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