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大家刘古愚

张德臣

关学发端于北宋张载，又称关中理学、实学，是儒学承前启后的一个分支和重要学派。关学顾名思义是以居住生活在关中及其与关中相关的外地学子在关学方面的集体智慧，经历了“北宋昌盛、金元衰落、明代复兴、清代嬗变的历史轨迹”（赵馥洁：《关学精神论》），八百余年，薪火相传，绵延不断。

明代形成了以王恕、王承烈父子为主的实践躬行礼教的三原派，以渭南薛敬之为代表的关陇派和以高陵吕泾野、长安冯从吾为首的心学派。清初周至李二曲把关学引向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经世实学。晚清咸阳天阁村刘古愚“导源姚江，会通洛闽”，以弘扬关学为己任，对朱熹、二程（程颢、程颐）、陆王、龚自珍、魏源以及关学各派不分门户，不固执己见，持开放态度，有批判，有兼容，从“义理”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经世致用”中体现“横渠四句”，尤其推崇李二曲的“明体适用”学说，宗心学，倡经世实学，“经世守身并重”，成为关学大家。

刘古愚出生于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成长于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此时，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下，日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刘古愚青壮年时期，又经历了“自强新政”（又称“同光新政”）和“百日维新”。他执教三尺讲台，躬身践履，创新发展，反对浮夸空谈学风，把理学的实学精神贯穿到教学中。

刘古愚的理学思想与张载一脉相承，与张载、王夫之的气本论立场一致，认为“元”“太极”“易”为“气之母”。他还认为社会进步的潜能和先决条件应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在否定“重本抑末”的同时，对义与利、理与欲、仁义与食货、王道与食货、君民关系、民本民生进行了重新阐发与论述。

1892年陕西灾荒，刘古愚奔走呼号，襄办赈务，核实户口，及时放粮，严罚敲诈灾民胥吏。咸阳赈务办得出色，成为各地仿效的榜样。

刘古愚推崇李二曲学说但不刻板照搬。强调士子要关心时势，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把学术注意力放在有益于国计民生方面。“君臣应致力于国家强盛，百姓富裕，善于因天下之物以生天下之财，依天下之财以阜万民，以固疆土。”

刘古愚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提倡“人人读书识字”。他自筹经费，在咸阳天阁、马庄、魏家泉、西阳等村及扶风午井镇和礼泉烟霞洞创设六所义学。在味经书院期间，他特别把算学列为必修课。在“求友斋”开设经史、道学、政治、时务、天文、地理、算学、掌故等课程，并亲自讲授。

在加强对学生爱国思想教育的同时，刘古愚注重培养学生做实事的能力，在味经书院附设复邠工艺厂，制造新式农桑机器。在崇实书院设算学和西学。在礼泉昭陵试种白蜡树。在泾阳设“复邠记馆”，试办蚕桑丝绸。为把教育与生产科研紧密地结合起来，“复邠学会”还专门研究推广生产技术和经验。

刘古愚认为中国要生存、要富强就必须顺应形势，走发展工商业强国富国之路，把利用机器生产作为当世急务。他进一步指出，社会由蛮荒进入到文明，工商业的发展必不可少。

“求友斋”刊书出版《梅氏筹算》《平三角举要》等多种自然科学书籍，使久已中断的“秦中绝学”得到传播，被后世称为刘古愚的“一大功绩”。刘古愚钻研数学，还研究农学、医学，研习探究中西科学技术、相关语言文字、各种政治制度等。他要求学生对“义理、考据、词章以及天文、舆地、兵刑、礼乐、农田、水利”等都应认真钻研。刘古愚的世界观随着外界环境演化、发展，由旧学（关学、经世实学）迈向了新学的门槛。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关学火种，永不熄灭。刘古愚去世后，以人为本、注重实践、崇尚气节、求真务实、笃善厚行的关学实学和新学精神内核及文化基因依旧流传，并发挥着积极作用。他的弟子于右任、朱佛光、茹卓亭、王授金、张季鸾、王含初等在大革命时期都起了重要作用。当今，研究张载、关学、刘古愚的学术的著作依然接连不断。（B）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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