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婉顺墓志》看颜真卿书风变化 ○ 王腾云

《罗婉顺墓志》的局部，清晰留下38岁时颜真卿的真迹。

去年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一方珍贵的墓志,唐代元氏家族墓葬考古发掘中，颜真卿手书的墓志意外出现。这方《罗婉顺墓志》上，清楚写有“长安县尉颜真卿书”，也让世人有幸看到颜真卿的早年书迹，追溯起颜真卿在不同时期的书风特点。

据专家推断，《罗婉顺墓志》为颜真卿38岁所作，它的发现对于后人研究颜真卿书法发展脉络与颜氏家族书法传承都具有重大意义。唐代贵族元氏家族墓葬的墓主人，分别为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及儿子元不器和侄子元自觉。在出土的墓志中,只有罗婉顺的墓志由颜真卿书丹，其余均为元氏亲属所书。

据考古人员介绍，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经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书迹真品。据颜真卿年表，天宝五年时，颜真卿从礼泉县尉升任长安县尉，与史载相合。从该墓志书法来看，与目前所见到的颜真卿书风有很大差异，结体虽端严工整，但笔触清健，线条灵动，整体呈现出秀雅、隽逸的特征，也让世人看到了一个他早期的书法面貌。

颜真卿的书法，旷古烁今，影响深远，风格气势恢宏,反映出唐代的勃勃气象和唐人宽博的胸襟，开创了盛唐的新书风。纵观颜真卿一生的书法作品，书风在变化中逐渐确立，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是风格初创期。这一时期受初唐书风影响，主要表现为颜真卿继承传统，以“二王”、张旭为师，代表作有《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碑》。《多宝塔碑》作为颜真卿早期的楷书名碑，如清代王澍所说，“正其年少鲜华时意到书也。”整篇“墨酣意足”，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结体严整而不失姿媚，点画皆有法度而不失变化，是唐代“尚法”书风的代表，学“颜体”者多从此碑入手。《东方朔画赞碑》稍晚于《多宝塔碑》，“颜体”书风特征更明显，气势磅礴，“独守其拙”而不失清远风格，已初具后来“颜书”的风貌。

第二阶段是风格成熟期。代表作品有《郭家庙碑》《祭侄文稿》《鲜于氏离堆记》等。《郭家庙碑》端正温和，结体方整而不失宽博，笔势圆浑而有轻重对比。清代王文治对其评道：“银钩铁画，龙跳虎卧。”享有“天下第二行书”之誉的《祭侄文稿》也出于这一时期。《祭侄文稿》作于乾元元年（758年），时值安史之乱，是颜真卿为祭为国捐躯的侄儿颜季明所书，整篇大量使用渴笔和枯笔，有多处涂抹的痕迹，这即是颜真卿柔思的体现，也充分表现了他的悲愤之情。当时时局混乱，颜真卿家逢不幸，周遭环境促使“颜体”书法完成了由“炼形”到“炼神”的过渡，逐步确立了朴拙、雄浑的风格。

第三阶段是风格升华期，指颜真卿书法创作的晚期，也是颜体书法臻妙绝顶的时期。这时的他虽仍抱儒家之志，但自唐肃宗即位，被贬外郡，却有更多闲暇寄情翰墨，因而写下了更多的书迹珍品。如《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八关斋会报德记》《右丞相宋璟碑》《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等。《颜氏家庙碑》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镌立，并撰文书刻，此碑立于唐建中元年（780年），现藏于西安碑林。清代王澍评价此碑“年高笔老，风力遒厚”。与其他时期他的楷书相比，《颜氏家庙碑》多取篆法之意，用笔取玉箸笔之法，结体取外满之形，书法风格锋芒外漏，点画亦有陡峭之势，明代孙鑛观之留下了“想平原忠直之气似之”的评价。

这个阶段印证了古语“人书俱老”，颜真卿的书风在生命与书艺的感悟中升华，线条起落移动中灌注一腔豪情，鳞次栉比与错落有致的布白中激射人格光辉，达到书艺与生命的同等烂漫。作为“书如其人”的典型代表，他对后人的意义与价值更在于书法可以作为人格力量的象征，让后人透过道德的光辉重新认识“颜书”的文化内涵，通过学习颜真卿的“书与文”得到精神上的洗礼。这正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要义所在，也为当前正在实施美育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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