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利用应该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内外统筹,双能并进。”昨日,在高峰论坛上,吕仁义表示,应在保护的前提下适度的开发利用,他建议内外统筹,“打通横门横桥和秦咸阳宫遗址,作为一个生态通廊。因为秦咸阳宫遗址一直到这儿,这就把这条轴线统筹来进行考虑。”考虑到遗址内仍有几万群众,城里面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他认为市上应该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在安置村民的问题上,应该原地安置和异地安置相结合,“要适当的在这儿保留一些原住民的文化,这也是文化的一种延续,很有必要。” 吕仁义表示,汉长安城不是一般的文化,这个地方不是为了刺激眼球,而是为了刺激灵魂。他的观点,得到了张锦秋和韩骥两位专家的赞同和认可。
“我觉得这不是经过个人努力能够解决的,机制问题一定要向国家要政策。” 刘庆柱认为,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仅靠未央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完成,一定要理解国家政策,把政策用足用好。至于怎么开发怎么利用,他认为,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所有的科学如果不利用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没有利用的价值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是达尔文的生物学在政治里的意义。“当然在利用当中保护是前提,只有保护的好才能利用的更好。”他呼吁国家要加大力度,发掘不是破坏,发掘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像医生做实验一样,包括给人体做新药实验,实验怕有危害老不付出代价就没有办法了,“该展示的就展示,该规划的规划出来。”
“我认为对于中国的遗址肯定要保护,这是前提,但是一些地方还是要再现。” 张宝通以大唐芙蓉园和南湖为例,他认为做出来后,游客去了,市民也享受了,大唐的恢弘文化就发挥作用了。他表示,中国的文物保护不能照搬西方的东西,“因为我们是土木建筑,要让我们的文物历史文化为人服务,该再现就再现,就是让普通老百姓能理解。”
“保和用我们应该把它的平衡关系处理好。” 郭旃认为,不管做任何活动,一些展示我们可能一时做错了,只要遗址本体不因任何活动造成损害,一切都是可以挽回的。“所以保护遗址本体是最重要的事情。”与此同时,郭旃还建议管理工作者和未来参与规划保护的团队,能够出去看一看,把一些大家可以接受的经验和原则性的东西,吸收到未来的思路和设计当中。
“遗址内有数万人生活在其中,这么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问题。” 陈同滨认为,要面对遗址区里面老百姓自身的出路,就是三农问题怎么办?“既然定性是非建筑区,又是三农,我希望政府能够组织专家从观赏农业、经济农业这上面找出路。如果几万人有一些人从旅游上获得了发展,而三分之二的人要从农业上找活路,从不同的方面做事情,可能是我们探讨的方向。”
与此同时,陈同滨建议通过多媒体手段和各种现代手段,把汉长安城的价值充分展示,这样既有助于减缓遗址本身社会展示需求,也可以促进公众以及各级政府对遗址保护传承的支持。“展示好了大家理解了,自然从行动上有一个主动的配合。” 焦南峰认为,应尽快建遗址博物馆,“现在那么小的展厅,是极不匹配的。”
周萍则表示,如何通过不断的探索,推动大遗址保护期间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变革,这是做大遗址保护规划的一个基础,也是进行大遗址保护的一个可行性的依据。
“大遗址保护,需要什么样的政策,需要什么样的补偿,需要什么样的平衡,需要去设计。”刘克成表示,针对这样一个对象,它的经济平衡不能够仅仅局限在未央区,“至少要扩展到整个中国的国土范围,或者是作为一个国家政策来进行设计,这才叫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
“汉长安城应该有一些活化的东西,让普通百姓能看懂汉长安城,这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吴必虎认为,汉长安城需要做一个活化的规划,又要保护又要利用,这个利用是以现代人的需求为核心的,而不是修旧如旧。
吴必虎表示,故宫已经做出了非常多的文创产品,汉长安城可以做的东西也有很多。吴必虎认为,公众要打开思路、自主创新,不要局限在很狭隘的传统的角度上,“让遗产活化成为文明传承的载体,让大遗址走进市民与国民的现代生活,让汉长安城成为中外游客的体验中心。这才是汉长安城应该做的,而且我相信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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