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笔者在原铁道部永济电机厂高中音乐教师胡渤女士家里,拜读了她父亲胡三高(系杨虎城将军的老部下)老先生,在60余年前亲笔书写的有关杨虎城将军遗体发掘和治丧工作的筹备记录等原始资料。
《记录簿》为大32开本,总计10页,纸张为质地极优的宣纸。封面系毛笔书写的竖列楷体“杨虎城将军治丧委员会筹备会记录簿”,同时拓有竖列的 “杨虎城将军治丧委员会筹备会”蓝扁宋体印章。内文首页为治丧筹备会15名成员,按照竖行从右到左依次签名,也拓有“杨虎城将军治丧委员会筹备会” 蓝扁宋体字样。
《记录簿》按时间顺序记述。即从1949年12月13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到次年1月4日共计7次活动情况,有详有简。如第一次会议记录最为详细,有时间、地点、出席人员、会议主席、记录人(胡三高)、会议议程等11项具体内容,其中涉及了杨虎城将军遗体的发掘、灵柩安放、遗物纪念、费用开支以及和重庆军管会沟通等具体善后处置办法。第6次记录是在追悼会召开之前。重庆市追悼会秘书长、组织部长、治丧部长等负责人来到“戴公祀”,和筹备会的胡三高等人一起“……将杨虎城将军及子杨拯中重行装殓,杨先生着紫色夹袍,冠黑毛帽,上覆红缎夹被,下铺绸褥。”
1949年9月6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戴公祀,蒋介石下令杀害了杨虎城将军。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胡三高立即参加了杨虎城将军遗体的寻找、发掘和治丧工作,并亲自验证了杨虎城将军及家人的遗骨。当时的情况是:1949年12月11日早晨,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载着寻找杨虎城将军忠骸的小组人员(由三人组成:胡三高、安志坚、秦一民)。他们由第一发现人李育生引导,前去挖掘杨将军等人的忠骸;另外还有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两名新闻记者及十几个工人。在戴公馆内,胡三高目睹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从重庆逃跑时残忍杀害的200多名革命烈士的血衣(当时陈列于三间大房子里)。当他看到杨将军一家惨不忍睹的情景时,心如刀绞、无比沉痛。他以悲愤的心情撰写了题为“发掘杨虎城将军遗体的纪实”报道,于1950年1月16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随即,由胡三高等三人组织成立了杨虎城将军治丧委员会筹备会,委员由高桂滋、胡三高、任子勋、安志坚、秦一民等15人组成。筹备会成立后,立即和重庆军管会沟通协商,在报纸上发公告,妥善安置灵柩,布置灵堂,积极做好杨虎城将军遗体的善后处理事宜。
当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在京参加完开国大典后,便收到胡三高、安志坚由渝发出的电报,电文是:“重庆解放前夕,磁器口大屠杀,杨虎城将军和眷属、秘书、副官皆已遇难,尸体已收殓,希派人来渝主持丧事。”看完电报,杨拯民请示西北区领导人并由中央批准,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有关事项。
1950年1月15日,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蒙难烈士大会在重庆中华路青年馆隆重举行,刘伯承、邓小平等西南区党政军首长亲临致祭。追悼大会结束后,胡三高先生及家眷杨惠宁、安志坚等人随杨拯民护送杨虎城将军、夫人及次子的灵柩,由渝、经汉口(在武汉时,举行了公祭七日活动)于1月30日回到西安,安葬于西安郊区的长安县烈士陵园。当时,西北区党政军要员彭德怀、习仲勋等参加了迎灵仪式。
《记录簿》通篇为毛笔书写,字迹工整、遒劲有力,字里行间流露出胡老先生对杨虎城将军的敬爱之心及对国民党反动派刻骨的憎恨之情。掩卷沉思,整个记录簿虽然只有薄薄的几页黄纸,读后却使人强烈感受到通篇散发出的历史沉厚和凝重。
编者注:胡三高,男,生于1918年7月3日,山西省永济市卿头镇关家庄村人。 1933~1935年底,曾担任过初小教师。后因生活所迫和父亲一起去西安谋生,被人介绍在陕西三原县当兵。1936年3月~1949年8月,在杨虎城将军部队十七路军总部第38军、96军以及国民党“武汉行辕”“长沙绥署”工作,担任司书、译电员、军需审核等职务。
胡三高先生积极拥护杨虎城将军的抗日爱国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山西“6·6”抗战西北军损失惨重,为了避免被日寇俘获,身为96军译电员的他跳入山西省芮城县数十丈深的山沟,之后在敌占区昼伏夜行四天、粒米未进,硬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执着的报国信念,最终在山西省平陆县找到部队。1949年8月4日,时任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的程潜(副主任为孙蔚如)宣布起义受挫,他与国民党匪兵斗智斗勇,最终机智脱险,于同年9月13日到达重庆。
1951年,组织上特地为胡三高安排了工作,跟随杨拯民同志到甘肃省玉门市。杨拯民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胡三高任玉门石油管理局生活处处长。1978年12月16日,胡三高因病去世,年仅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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