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海与明正德《武功县志》 杨波海

康海，字德涵,号对山,别号浒西山人、浒西子,陕西武功县人，著名戏剧家、文学家。

明弘治十五年壬戌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康海与李梦阳、徐祯卿、王九思等人唱和结社,号称“七才子”，亦称明“前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康海因解救李梦阳而陷于刘瑾“宦党”被削籍，又受当朝所谓“先达夫子”的嫉恨，终生未能起复通达，仅一任翰林院修撰，即结束了他状元郎的仕宦生涯。

康海归乡后，为其家乡编修县志。这就是明正德《武功县志》,正德十四年（1519年）冯玮刻本。康海正德《武功县志》为明代著名方志,明清以来，对其评价甚高，曾被清代《四库全书》所收。2015年，经国家方志馆组委会研究，明·康海《武功县志》精装版首推上架，进入国家方志馆。

后世对康海编纂的《武功县志》多有褒评。明末武功县令石邦教评曰：“文简而明，事核而要，义昭劝鉴，尤严而公，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志。”清代进士王士祯《蚕尾集·新城县新志序》云：“以予所闻见，前明郡邑之志，不啻充栋，而文简事核，训词尔雅，无如康对山志武功。”后世编纂地方志，多以康海此志作为楷模。

康海《武功县志》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以史笔入志，其撰述记注，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清乾隆武功县令玛星阿《新刊康对山先生<武功县志>序》云：“邑志之有，前明康殿撰《武功志》，犹历代诸史之有司马氏史也，对山盖以史法为志法者，读迁史则知斯志善矣。”清乾隆武功邑贤张洲《康对山先生<武功县志>后序》云：“简而有体，质而弥文，辞直而事核，善恶并述，以寓劝惩。无虚恢，无隐避，为实录而近理，论者比之太史公书。”与此相印证，宋牧仲题对山《武功县志》卷尾诗云：“简洁居然并马班”。

以史笔入志，秉笔直书，既是康海方志学思想的基本点，又与他的出身经历和性格不无关系。康海在殿试对策中，仗义执言，力陈改善吏制，裁汰庸官，重用才智之士，兴利除弊。康海考上状元步入政界后，依然性情刚正，不阿权贵。即使对当时权倾一时、横行霸道的宦官刘瑾，也同样看不起，耻于和这样的陕西乡党为伍，并和李梦阳、何景明等七才子一起，触权贵，骂奸党，指责时弊，弹劾刘瑾。他刚正不阿，蔑视权贵，颇具秦人风范。

康海认为，方志应该归入信史之列，一方面注重为当时社会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历史事实。正因如此，康海《武功县志》提纲挈领，一贯到底，简于文辞，详于事实，详近略远，切于实际。清乾隆武功县令玛星阿在《新刊康对山先生<武功县志>序》中，生动地记述了他读康海《武功县志》的切身感受：“丁丑秋奉命来邑，取其志读之，仅七篇，初疑为简；竟读，始知其不可增。”明代中叶，士大夫深受当时宋明理学影响，好高谈阔论，而轻于躬身实践，表现在方志修撰上，则是侈言赘语，崇尚歌功颂德，阿谀逢迎，粉饰太平。康海却独树一帜，方志编撰忠于史实，善恶并述，以史笔入志，且言简意赅，不拘前人格式，有明显的革新意识和进步意义，对今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康海《武功县志》的又一创新贡献，就是强调重视方志中的人文历史内容。康海《自序》开宗明义：“夫志者，记也。记其地理、风俗、人物之事也。”康海《武功县志》：“凡山川城郭与风俗推移，皆地理所具，作地理第一；官署学校及诸有司所兴行，皆建置之事，作建置第二；治民人者先其神，故祠祀兴焉，作祠祀第三；有田则有赋，有身则有役，田赋之政，国所重焉，作田赋第四；疆域人民，非官不守，礼乐教化，非官不行，作官师第五；文献之事，邦邑所先，以稽古昔，以启后贤，作人物第六；科贡制行，士由以兴，作选举第七。凡七篇。”可见其人文历史内容占了绝大篇幅。清乾隆武功先贤孙景烈新刊《武功县志》序云：“以史才而见于邑志，宜其志之法，扶世教，正人心，埒于良史，而传之独可久焉”。桂林陈榕门云：“对山《武功志》，文简事核，凡所记载，悉关国计民生、人心风俗，确乎可传，可谓志乘之极则。”

关学是康海《武功县志》的理论基础。作为明代中叶关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康海在其修志实践中特别强调“通经致用”“躬行礼教”的关学传统，继承了张载“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身体力行“学必为圣”“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其表现出的浓厚的民本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殚精竭虑修邑志，继往开来励后人。一部明正德《武功县志》，康海无愧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就了人生的大境界。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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