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也？贬也？杨氏贵妃

□张县伦

马嵬，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市西13公里处，是唐时长安通往西南官道上的一个驿站，也是第一个驿站。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随着“马嵬兵变”的发生，杨贵妃在这里被缢死，马嵬也成了闻名遐迩、蜚声中外的胜地。

一千二百多年来,不少文人学士、达官显贵到马嵬凭吊观瞻，写下了大量吟咏杨贵妃的诗作。据《马嵬志》记载，历史上曾有人汇编过此类作品，得诗五百余首，但没能流传下来。关于杨贵妃的诗歌，离不开两大相互关联的主题，一是马嵬的风光和意义，二是杨贵妃之死及对她的评价。

在中国古代的众多嫔妃中,杨贵妃是一个奇特而复杂的人物，说她奇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凭借自己的天生丽质和能歌善舞，在后宫争得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地位；二是她由个人的殊荣发展到了家族的得宠，并拥有了极为显耀的权势；三是她的人生命运离奇多变。说她复杂，一是指她曾使国人倾倒，后又倾国人；二是她虽没有擅权弄柄、杀戮朝臣、颠覆社稷，却安荣显贵、骄奢淫逸，放纵家族为非作歹；三是在爱情上，她是被追求者，又是被牺牲者，令人羡慕又让人叹悲。因此，杨贵妃被缢死马嵬后，众多吟咏的诗作中便出现了迥异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

在众多诗歌中,诸多文人学士对“马嵬兵变”中杨贵妃的死寄予了高度的同情，为她的死“鸣不平”。我们看看下面几首:

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驾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更休怨杨妃。

唐诗人罗隐的这首《帝幸蜀》，从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黄巢军攻克长安、唐僖宗逃蜀之事，表达了对杨贵妃之死的态度。诗人的意思非常明白,即讽刺批评了把安史乱由妄加在杨贵妃身上的观点。清同治年间诗人赵长龄《马嵬》诗云：“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鼙鼓震秦关。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意亦如此。这首诗简洁直浅，观点鲜明。安史乱由罪责当谁，读者不难辨知。

晚唐诗人李商隐咏写的马嵬诗鞭辟入里，把酿成“安史之乱”的责任完全归到唐玄宗身上，廓清了许多迷雾。他的《马嵬二首》之一云: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

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

诗的首句概括了“安史之乱”初起时的情景，第二句从正面落笔，持论确当，先说杨贵妃之死是玄宗一手导致的；再言他西逃幸蜀，丢了皇位，也是咎由自取，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最后指明责任全在唐玄宗本人。这首诗语意深邃，观点辨证、洞察实质，是有关杨贵妃诗中一首难得的佳作。

古来很多人认为杨贵妃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罪在不赦。不少诗人也持这种“女人祸国”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杜甫的《北征》。诗云：

忆昔狼狈初，事与古先别。

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

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杜甫对“马嵬兵变”做了简单评价，维护唐玄宗之意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唐朝鸿运的中衰，责任不在“明皇”李隆基，而在于杨贵妃及其家族。显然，杜甫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以儒家思想来立论的。在他看来，圣明的天子永远圣明、无由指责，连唐玄宗的狼狈逃蜀也是“与古先别”。

与杜甫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些诗人。刘禹锡在他的《马嵬行》中有“军中诛戚族，天子舍妖姬”的诗句，“戚族”、“妖姬”专指杨国忠、杨贵妃，用词的褒贬已经明显地表达了作者的倾向。

明代诗人石川席在《马嵬怀古》一诗中写道:

玉貌红颜称太真，当时寄发宠恩新。

胡儿向事先忘母，是使妖姬逼上宾。

这首诗着眼于杨贵妃的美貌及其荒淫腐化的生活，认为她是“以色祸国”，把“安史之乱”的祸由推在了杨贵妃身上。

在吟咏杨贵妃的诸多诗歌中，除了泾渭分明、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外，还有一些诗人站在其他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林则徐路过马嵬，作有《题太真墓》(八首)，其第一首写道:

六军何事驻征骖，妾为君王死亦甘。

抛得蛾眉安将士，人间从此重生男。

林诗以杨贵妃的语气，表达了甘愿牺牲自己保全唐玄宗乃至整个唐王朝命运的可贵品质，把杨贵妃的境界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尾句又暗含着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和对唐玄宗薄情寡义的谴责，引人深思。

清代极负盛名的诗人王士祯有一首《马嵬怀古》，诗云:

何处长生殿里秋，无情清渭日东流。

香魂不及黄幡绰，犹占骊山土一丘。

黄幡绰是盛唐时长安第一优人，梨园乐工，深得唐玄宗喜爱，死后葬在骊山，诗作自然流畅，感情深沉，写“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死后草葬荒坡，尚不及一梨园弟子，凄悲、衰叹之情溢于言表。

清代女诗人陈葆贞在《杨太真》中表达的是另一种观点:

一死能教国难平，马前值得早捎生。

红颜若向升平老，未必君王不负盟。

此论自成一家，先说杨贵妃死得有价值，再从女性的角度对她即使不死，能否和唐玄宗白头到老提出了质疑。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众多吟咏杨贵妃的诗歌作品中，有两首诗不能不特别提及，第一首是宋代隐逸诗人真山民的《杨妃》，诗是这样写的:

三郎掩面马嵬坡，生死恩深无奈何。

瘗土驿傍何足恨，潼关战处骨埋多。

这首诗值得称道之处在于，诗人冲破了李杨故事本身，把同情之泪洒向了抵御叛军、战死疆场的将士们，立意高出许多。

另一首是清末袁枚的《马嵬》，其第四首云:

莫唱长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和历代诗人的马嵬咏怀诗比较，袁枚这首诗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诗的前两句说对杨贵妃之死不必寄予太多同情，因为“安史之乱”对老百姓造成的苦难远远超过了李杨悲剧，后两句征引杜甫诗作《石壕吏》作比，“安史之乱”造成了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和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相比，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哀婉怨恨是渺小的、可鄙的，而且应当受到谴责。诗人代大众立言，表达了对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个观点的进步高出了历代吟咏李杨故事的诗人，实属难能可贵。

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也不能为感情所驱使，下一个简单结论，一味指斥杨贵妃为“祸水”、“妖姬”、“罪魁”，显然有失偏颇。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说：“全怪罪于女人，却逍遥了真的罪人。”反之，一味地寄予同情，而忽视了她生活的另一面，也有失客观。她直接或间接地为国家和民众带来了不少损失，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公允地说，她不是“罪魁祸首”，但并不是全无责任。因此说评价杨贵妃，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原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通过对历代吟咏杨贵妃的诗歌的阅读、简析，可以看出不同诗人眼里杨贵妃的不同形象。这些作品对我们比较全面的了解、分析杨贵妃这个历史人物是极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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