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时代肉身背影里的后记

在长达20余年的左翼革命文学的研究中，我于2011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革命文学”价值结构研究》（项目编号11BZW124）。参与者有：杨四平、方岩、汪注。2017年10月结题，通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鉴定，评审等级为“优秀”。

在完成此项目之前，我出版了专著《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并在杨洪承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观念的主体性阐释》。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我最初比较倾向于洪子诚先生的“泛左翼”的提法，所以在《红色意义的生成》中，我使用了“左翼文学”这一概念，并将其运用于整个20世纪。但是，在做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觉得“左翼文学”是一个特殊历史语境的产物，它有着显著的“统一战线”的意义。而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虽然与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上世纪40年代延安文学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当初的语境意义已经发生迁移。纵观20世纪，能够将红色革命文学串联起来的概念，还就是20世纪20年代末提出的“革命文学”概念了。尽管这一概念，最初提出的时候，可能指涉辛亥（民族）革命文学，也可以指涉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文学，但自始至终使用这一概念的，却是红色革命文学家。因此，在博士论文中，我就是改用了“革命文学”这一概念，而不是“左翼文学”。在《红色意义的生成》中，我当时误打误撞，着重论述了传统的叙述模式和道德伦理模式，在左翼革命文学中的嬗变，我的论述有着显著的结构主义或原型论述的痕迹；至于博士学位论文，则专注于四个方面的“观念”，来构筑我的论述模型。在这样的论述中，“观念”的角度，当然有着文艺学的痕迹，但是，我是将理论上的观念与创作中的观念，混合着来提出的。

本项目的设计之初，我就明确了从价值论的角度切入革命文学的研究。虽然说基本的论述模型与博士论文有相似之处，但切入角度是大异其趣的。我认为，革命文学虽然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文学史中的命名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稳定的价值结构。价值，是从需要的立场来定义的。革命文学作为一种政治文学，其价值首先是政治信仰价值。这种价值虽然背离了审美中心主义的文学定义，但政治信仰文学却是一种文学史的真实存在。革命文学的审美价值，长期以来受到质疑，但是，不管怎么说，革命文学都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而存在的。我们无法将其从文学史中抹杀。同样，要是将革命文学现象作为文学来看待，就必须打破审美中心主义，在社会学的范畴里来审视其政治美学、社会美学。再有革命文学的社会文化价值和伦理价值，也都是在打破审美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在价值论的前提下的论述。有关革命文学的价值，很早就有论述，但是关于革命文学的价值结构，我肯定是第一个提出，尤其是从整体结构的角度来讨论，是没有先例的。关于价值论，就革命文学来说，其价值既有其内部建构，又有外在评价。因此，我专门就革命文学所受到的质疑，对革命文学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等进行了论述，试图回答一些争议已久的问题。而对于革命文学来说，作为一种由历史延伸到当下的文学现象，我从革命文学的政治信仰价值的角度，结合意识形态构成作用，结合文学的历史塑造作用，而论述它对于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意义，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意义。其中，我比较多地运用了新历史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理。在后部分中，有许多看上去似乎是建议的东西，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透视，对时代文学肉身的观照。

生如夏花，学术的夏天一定会到来，但也一定会过去。我深知，我所论述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时代终将成为历史，历史也会走入历史的更深处。伟大的学者浮士德看到美景赢天时说：“你多美啊！请停留一下！”我却不同，只求我的研究获得“速朽”，如鲁迅先生在《野草》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

本文系该书后记

《现代“革命文学”的价值结构》方维保 著

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2月出版

□ 方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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