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父母的生存缩影 评蒋兴强中篇小说《隔单》

□冯晓澜

蒋兴强是一个颇有问题意识、锐意进取和不懈耕耘的实力作家。当他自觉不能以直抒胸臆的散文，尽兴地反映日益纷繁的社会世相和复杂人性，或者说被他写得得心应手的散文已无力表达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时，便毅然拿起小说这把虚构之刀承载起他对心灵、人生和社会的思考，以民俗、亲情、家庭为基点对时代作文学化的演绎和记录。

转向小说写作的十余年间，小说这把“刀”在蒋兴强手上舞得风生水起，先有书写跨境民俗风情的中篇小说《瓜客》惊艳亮相，后有写亲情题材的《丢失的人》《为儿为女》接力，继而是《二婚》《等到天晴》之爱情题材的拓展，再是写同行“相残”的社会题材《同行同根》等一部部中篇小说，且全是在《青年作家》《滇池》《延安文学》等一类名刊精彩登场。在上杂志比出书还艰难的当下，一本期刊容量有限，连上短小的散文、诗歌都难，能在这类老牌刊物，发表洋洋洒洒三五万字，达二三十页篇幅的一部中篇小说，得与多少名家或新锐比拼？这对于身处基层的蒋兴强而言，显然，拼的不只是自信、耐力，还有实力和底气！

蒋兴强所发表的中篇小说，从所反映的题材而言，无疑是广阔丰富的；从进攻方向而言，他的选点中篇小说为主攻方向，是富有成效的；从小说影响而言，其《丢失的人》《隔单》，前者获得过《小说选刊·佳作搜索》的推介，后者获得达州市建国70周年、建市20周年全国征文最高奖一等奖（排名首位）；从切入视角而言，他的小说大多以家庭这扇窗口为出发点。因为，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文学作品对家庭伦理亲情的记录和书写，无疑如晴雨表一样反映社会和时代变迁的体温。作家往往透过家庭这扇窗口，以小见大，去透视世界的变化、人心的跳动和人性的演变，以及表达对人类命运的关切。

蒋兴强在以家庭为窗口透视时代变迁的中篇《丢失的人》中，书写了一家之主父亲被子女因金钱异化“遗忘”而“丢失”；中篇近作《隔单》（载《黄河》、双月刊），再次塑造了一个悲剧父亲的形象。前者是“丢失”，人的丢失，亲情的丢失，人性的丢失；后者却是父亲薛亮被亲情人为隔开孤单而亡，是家庭伦理亲情的分裂、崩溃和消逝。显而易见，后者比前者更悲壮，提出和探索的问题，也更为深广。应该说，事隔几年之后，蒋兴强对家庭伦理亲情的关注、书写和坚持，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和发现。那就是金钱胜过亲情，导致家庭伦理亲情解体，道德滑坡之危机，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隔单》文学图景所呈现老薛晚景之悲凉，既震聋发聩，更令人深思并发出追问：

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何以会在时代的巨变中下滑并断裂？是时代物质丰富使然，还是人性深处的贪婪使然，抑或是文明教化滞后使然？种种问题，关乎时代，关乎社会，也关乎人心。欲改变世风日下的风气，每一个人都有参与延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责任。

尊老爱幼是双向的作用，社会才会和谐向前发展。但在社会转型期，物欲化一边倒对金钱的崇拜，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混乱，家庭亲情伦理之爱，也走向了一边倒、单向度的爱，只见老爱幼，而难见孝敬、孝顺的反哺之举。留守空巢老人的孤单，退而不休仍为子孙操劳，子女就业艰难生存不保的啃老，让老爱幼单向度之爱的后面，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因素。但同时，也是作家可以大展身手和深入探索的广阔空间。父母单向度难以得到呼应的爱，既是时代的痛点，也是蒋兴强的发现。因而，成为他书写老薛晚景悲剧命运的诱因和核心。

《隔单》以沉重的笔调、倒叙的结构、家庭的视角讲述了男主老薛退而不休、继续为子孙操劳且被啃老、被亲情人为分隔，因吃喜酒中毒，虽住院治疗，却郁郁而亡的故事。老薛这个“三世同堂”的一家之主，临终如此凄凉，死得心不甘、情不愿，只能以一张纸条安排托付老伴的后半生。的确是一出令人疼痛而叹息的悲剧。

虽然，中篇重在讲故事，就这一文体的特点来说，基本是靠跌宕起伏的故事取胜，但《隔单》的故事一点都不曲折复杂。它讲的就是一个大家庭里的家长里短，在养老的表象下啃老，父母还忘我倾力帮扶子女的故事。它从始至终围绕老薛这一人物和他退休后为儿女们一地鸡毛的家事来写。子女有难，老薛夫妇应召帮扶，既出力，又贴钱。即便养老的存款直线锐减，也无怨无悔。但幺儿薛胜一家的不孝顺和算计，直接导致了老薛晚年生活的不幸。用一句话来概括，老薛退休后不舒心的晚年生存困境，成为小说的主干。

老薛从过军，在副科位置退休，并赶上了好时代，拿钱为乡下的妻子买了社保，两老口就此可舒心安度晚年。事实上，他们也回到了乡下老家。老薛过起了一杯茶、几张报纸过一天、吸新鲜空气吃绿色食品的田园生活。但好景不长，老薛向往的悠闲生活被子女家的家事所打乱。先是二女一家，以接送外孙上学为由请他们进城，老薛婉拒了。但接下来是好不容易怀上孕的三女一家来请帮忙照顾生意。老薛虽反对，但架不住妻子的力劝，只好勉强进了城。由此，开启老薛父权旁落、代沟渐显、亲情撕裂的晚年之旅。不管是在三女家，还是转战到因车祸住院的大女婿家，两老口既出力，还得贴钱。甚至，最后老伴还被幺儿薛胜既借钱又借人，由此，有了老薛和妻子一个住乡下、一个住幺儿家帮扶的人为隔离，过起了“牛郎织女”的“隔单”生活。夫妻之间，仅靠电话联络，与“少年夫妻老来伴”的老话南辕北辙。只有表面光鲜语言而无实际行动的子女失去孝敬和孝顺，让老薛内心郁闷，其心路历程，在蒋兴强笔下得到鲜活的再现。可以说，在进城和返乡的时空中，老薛晚年生活过了还不到十年，这与他应享受的晚年长度，显得又是何其短暂。

昔日的老薛脑子很好用，在计划生育年代，他凭借几张医学鉴定证明和人际关系整得巴适，才钻了严禁超生的空子，生了二子三女一窝娃儿，实现了他人羡慕的多子多福梦想。然而，老薛晚景生存凄凉之现实与传统多子多福观念之梦想所带来的巨大落差，通过文学化的对比和书写，的确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作者如此设置，虽有些极端化，但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薛，有“早栽秧早挞谷，早生儿早享福”“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的传统观念，应该说是可信的。老薛并没因多子而多福，反而晚景活得憋屈、临终只有大儿送终。多子女应有的热闹与临终的凄冷之反差，这应该是作者想要的小说美学效果。

小说的高潮和动人的地方，就是老薛和老伴被幺儿种种借口隔开、难相见心牵挂、七天七夜才落下气而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而大儿薛诚，因有接老薛的班之“短”，在这个大家庭中却无话语权，再加上经济实力不及其他姊妹，也难负“长兄如父”之责。尽管如此，薛诚在父亲病危之时，仍竭力负起了重担，除了抵押房子借贷，填补父亲住院的高额费用，还请假守护父亲并陪父亲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老薛活动的空间在巴陵市和清水镇老家两地——城乡间转换，他的几进几返，每次高兴而去，却总是暗自流泪而返——被子女和风俗导致夫妇被隔开的由双而单，显示出老薛晚景的命运轨迹。脑子灵光和善处人际关系的老薛，在儿女们面前作为父亲的尊严遭遇到严峻挑战，特别在幺儿薛胜面前父权完全失效。老伴只讲家庭太平无原则地维护，让老薛失去了同盟而在心灵和精神上处于孤单无援的困境。由此观之，与其说，老薛之死老幺一家负有最大的责任，倒不如说，老薛精神的被孤立、被亲情人为阻隔，导致绝望困境的无法突围，才是看不见的社会祸首。相较老大的诚实，作为父子最大冲突对立面的老幺，其人物形象有些单薄，老幺一家的自私和不孝，特别是老薛死后老幺良心发现的忏悔，缺少内在深刻动因的铺垫和揭示。虽然，老薛这一形象是成功的，但作为绿叶相扶的老幺这一人物，多多少少留下点遗憾。

《隔单》从题材上来说，它的确关注老年养老和啃老的问题，触及社会热点和现实痛点，但它并不追求宏大、贪大求全，而是用小说这一文体从老薛这个多子并不多福的特殊家庭，对老薛这一人物的刻画、解剖，从而，活画出一幅中国式父母的生存缩影。

蒋兴强的可贵在于，他以良知担当和观察思考并发现，单向度的父母之爱，虽有示范作用，但如无子女孝敬孝顺的回应、传承，那这个社会文明的进程将是堪忧的。老薛晚年生存状态，虽多子却并没能多福，那么，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又显得何其复杂和严峻。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作者批判锋芒之下暗含的焦虑，亦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心。《隔单》显示出批判和倡导之现实意义，是及时的，也是自觉的，远比那些遵命应景之作富有生命力。

雨果说，人有了物质那是生存，有了精神那才是生活。

《隔单》已深入老薛的晚年生存困境，并试图钻入他的精神世界，让老薛的生存跃入有精神流动的生活层面。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进步和突破。

在变动不居、一日千里的社会转型期能否发现问题，既考量一个作家的思想力，也是创作是否有新意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衡量一个作家的实力，看的不完全是写作技巧，而是构成作品思想价值对人和社会的思想力、概括力和表现力之综合实力。有新意、深意和震撼力的作品，方成其为精品，才会被读者和时间记住。《隔单》正因其思想价值的新颖和厚重，以及对艺术的不断进取，而让我们在有了多方面谈论空间的同时，并记住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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