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两说”机制进阶：说更多的事更多人说法

人民法院报记者 王银胜 贾明会 通讯员 闫涛

圣地延安——中国红色革命的摇篮。驻守在这里的陕西省延安市两级人民法院以弘扬延安精神为己任，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探索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和办法，推出了“群众说事，法官说法”工作机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将这一机制向全国推广，并连续两年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两说”机制推广后，延安作为“两说”机制的诞生地，近来又有哪些创新和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专程赶赴延安，对延安法院深化“两说”机制建设进行了实地调查。

拓宽“说事”范围

2016年，志丹县灵皇地台社区的某小区住户因为对物业服务不满意而“闹心”。无奈之下，他们按照法官工作室公示的联系方式找到联系法官。

联系法官接到电话后，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急匆匆地赶到社区，并通过实地查看、走访住户，对物业管理的实际状况和前因后果有了基本了解。

准确把脉症结后，联系法官讲解了物业管理条例中关于物业服务的规定，同时向居委会提出协商制订物业管理方案的处理意见。

群众利益始终牵挂着法官的心，方案一天达不成，法官便一天不放心。联系法官反复召集居委会和住户商讨物业管理方案，最终使双方达成物业管理方案，许多业主的“心病”好了，一批潜在的物业纠纷未出社区就得以解决。

地处延安北部的子长县人民法院杨家园则人民法庭在村委会设立工作室，安排人民调解员对来访群众及事由登记造册、调查调解，联系法官及时下村“说法”，从源头遏制涉诉涉访案件产生，法庭今年受案68件，同比下降20.93%，仅占全院受案数的3.8%。针对诉讼外涉诉涉访案件较多的现状，杨家园则法庭会同有关部门在辖区村庄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每个人民调解委员会确定联系法官、人民陪审员各一名和若干人民调解员，注重发挥人民调解员扎根群众、熟悉民情、快速反应的优势，指导人民调解员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答疑解惑、调处纠纷，经常性开展逐人、逐户、逐村摸底排查、登记造册，并告知联系法官。一旦发现涉诉涉访苗头，由人民调解员先行介入调解；对具有涉诉涉访倾向的重点人、重点户，由联系法官及时进村“说法”，从源头上遏制涉诉涉访案件产生。今年1至11月，法庭受理当地群众起诉案件59件，同比下降13.24%，仅占全院受案数的2.49%。

“两说”机制从开始以化解矛盾纠纷为主，到后来将“群众说事”的内容由矛盾纠纷引导延伸至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公共事务管理、社会保障评定、涉诉信访案件化解等领域，使大量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事务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民主协商和依法化解，通过拓宽基层依法治理领域，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保障了群众切身利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如今，“群众说事”已经成为延安深化基层协商的重要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全市“群众说事室”目前已达到2600多个，为多元化解纠纷、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提供了广阔平台和坚实基础。

扩大“说法”主体

“老刘，你是村委会主任，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必须经过村民集体讨论通过才能执行，否则就违反了村民自治法的规定。”检察官小李向村主任说道。

听了小李的建议，村委会组织村民对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进行多次讨论，常年居住在村里的村民、外出打工的村民、当兵服役的军人和嫁到城里的“女子户”，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并按照平等对待、民主决定、依法自治的原则制定了分配方案，使村民共享发展成果。这是延安市检察机关在进村说法中的一幕，检察官重点讲解如何依法、理性维权，引导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与此同时，延安市公安机关也积极落实普法责任，公安干警大力宣讲非法集资、毒品犯罪、交通安全、户籍管理等方面的法律知识。

针对过去主要由法官开展说法，单一的说法主体已经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延安市和各县区党委政法委有效整合资源，将检察官、警察、律师和各类调解组织纳入“说法”主体，推进构建“法官说法”与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等定向连接机制，选聘特邀调解员287名，会同相关部门确定律师作为第三方驻法院开展调解和涉诉信访化解工作，加上广大人民调解员和驻村包联干部，实现了“说法”主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形成多方联动化解纠纷、预防减少诉讼的局面。2016年，全市法官共应邀参与“说法”1153场次，今年1至11月达到1673场次。

同时，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法官说法与智慧法院建设有机结合，构建人力与科技深度融合的“说法”新模式。今年9月，延安中院在诉讼服务中心使用智能法律服务机器人，提供具备人机互动的法律咨询和诉讼引导服务，并在全市两级法院官微“法律咨询”版块同步上线，群众既可以在延安中院诉讼服务中心与智能机器人“小法”进行对话，也可以登录延安两级法院官方微信平台与“小法”对话。

拓展“两说”平台

位于延安市甘泉县城西北方向62公里处的雨岔大峡谷是一处丹霞地貌的峡谷群，被誉为“黄土高原自然地缝奇观”，与美国的羚羊大峡谷极其相似。自从今年3月被发现以来，很多游客慕名而来，节假日进谷游客最多时达到5000多人。

早在大峡谷发现之际，考虑到开发利用大峡谷将成为甘泉县旅游产业新的增长极，并且大峡谷位置偏僻、地势险要、通讯不畅，正处于详勘和保护阶段，延安中院精心指导甘泉县人民法院超前谋划服务保障大峡谷旅游产业发展的务实举措，及时成立了“大峡谷景区巡回法庭”，并在景区设立法官工作室，建立“群众说事，法官说法”便民联动机制。今年以来，共发放《文明旅游倡议书》等各类宣传资料8000余份，提供法律咨询500余人次，处理矛盾纠纷80余起。

今年8月，河南洛阳的62名老年游客慕名来到大峡谷，在为大峡谷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惊叹时，暴雨突然来袭，短短20来分钟就引发山洪，游客随时处于被洪水冲走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甘泉大峡谷旅游公司工作人员涉险将游客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随后，游客情绪异常激动，以未能全程参观为由，向旅游公司提出退票并赔偿损失的要求。景区巡回法庭得知情况后，迅速赶到现场，充分听取游客诉求，劝导游客依法维权，耐心细致向游客与旅游公司以案说法，分析法律关系，明确权利义务，确定责任归属。临近中午，看到游客们又冷又饿，在法官的建议下，旅游公司给这些游客安排便饭，双方的对立情绪终于有所缓和。

午饭后，法庭再次组织双方调解，旅游公司同意将所有游客的门票款全额退还，并希望他们再来大峡谷欣赏美景；游客们也对由于意外事件导致未能如愿观赏表示遗憾，对旅游公司表示谅解。看到游客没有带着怨气离开，一场因旅游遇险引发的纠纷顺利平息，法官们露出会心的笑意。

纠纷成功化解了，但法庭发挥法治保障作用的脚步没有停歇。随后，甘泉法院针对大峡谷旅游存在安全隐患，迅速向旅游公司提出旅游安全建议书，建议旅游公司对游客进行安全旅游提示，并签订安全旅游合同，注重通过法律途径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对于地处延安南部的洛川、富县、黄陵、宜川等地而言，苹果产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群众脱贫致富、决胜全面小康的引擎。为此，当地法院加强与当地果业管理、司法行政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分别建立苹果营销纠纷快速处理机制，每年在苹果销售时节，专门派出若干果业纠纷巡回法庭，分别进驻苹果交易市场，发现果业纠纷后，及时介入、现场调解，被果农群众亲切地称为“苹果法庭”。2016年，洛川县人民法院和黄陵县人民法院苹果纠纷受案数同比分别下降10%和40%。

据了解，“两说”机制如今不仅在农村、社区生根，更是扩大到辖区旅游、林果、学校、医疗、交通等领域，及石油煤炭企业、非公经济组织，搭建了覆盖面更广的“两说”平台，确保及时有效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依法公正、民主协商处理群众利益诉求，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健全“两说”机制

注重将“两说”机制与繁简分流、诉调对接相融合。会同市司法局下发《关于全面加强诉调对接推进特约人民调解进法院工作的意见》，对适合调解的案件，推行诉前委派调解、诉中委托或邀请调解、司法确认调解协议、诉外调解不成再导入诉讼程序的工作流程，将相当数量的案件分流出去，把有限的审判力量最大限度用于办理诉讼案件，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矛盾、提升审判质效。

2016年，全市法院诉外指导调处纠纷839件，诉前委托调解案件2344件，诉中委托调解案件1419件；今年1至11月分别为916件、2416件和1582件。

安塞县人民法院深化“三调联动”机制，近年平均每年在诉前化解纠纷220件左右。

全市法院继续加大诉讼调解力度，发挥特约调解员、人民陪审员在诉讼调解中的作用，2016年，全市法院一审陪审率达95.26%，民事、行政案件服判息诉率达90.48%，民事案件调撤率为67.35%。吴起县人民法院铁边城人民法庭、黄陵法院店头人民法庭调解率分别高达86.83%、94%；全市8个法院的案件增长幅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今年1至11月，全市法院共受理案件38591件，结案32987件，结案率达85.48%，位居全省第二。

注重与家事审判、少年审判改革相融合。志丹、延长、富县等基层法院与县妇联建立家事纠纷联动化解机制，组建家事调查员和家事调解员资源库，实行专业化审判，对家事纠纷先行委派妇联家事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为家庭疗伤、为法院减负。少年审判改革试点法院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建立社会调查机制，邀请被告人亲属、学校老师和社会公益人士等参与法庭教育，使“两说”机制发挥了新效用。

注重与群众参与司法相融合。志丹县人民法院组建了刑事案件被告人人身危险性评价团、重大民事案件裁判导向评审团和涉诉信访案件处理结果评议团，在重大复杂案件中，邀请群众旁听庭审并提出评判意见，组织“三团”评议案件26件，进一步扩大了司法民主，提升了群众满意度。延安中院在全市法院推广了这一做法。

注重构建长效机制。陕西省委政法委、省综治办将“两说”机制纳入综合治理工作年度考核指标体系，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多次就深化“两说”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延安中院专门出台《关于强力推进“两说”机制建设的意见》《“两说”机制考核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加大指导、督察力度，建立领导包抓基层工作机制，班子成员每人联系1至2个基层法院，确保机构、机制、人员全覆盖，明确要求各基层法院必须取得新进展、打造新亮点。

2016年以来，延安两级法院进一步深化“两说”机制建设，推动各方拓宽“说事”范围，扩大“说法”主体，拓展“两说”平台，健全“两说”机制，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格局，促进基层民主协商与依法治理，切实将“两说”机制推向新阶段。延安中院被评为全省法院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今年又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集体二等功。

“延安作为‘两说\’机制的诞生地，应当责无旁贷地不断推进这项工作。今年，我通过办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深入分析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向市委提出工作建议，引起市委高度重视，下一步将全面深化‘两说\’机制建设，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总之，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两说\’机制建设为抓手，切实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长效化社会治理格局。”延安中院院长康天军在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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