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大川父亲已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了,可还是经常骑着自行车去东走西,或买米买面,或走亲探友,家人的规劝老是不记挂在心上。也难怪,父亲这辈子,与自行车有特殊的缘分,陪伴了一辈子的老伙计,舍不得放下呢。
父亲最早骑的自行车是解放前日伪时期一辆德国造西洋货。那是我三爷爷为了跟村里几个伙伴往龙口贩运花生油而买的,其后连年几经兵燹,到解放时,已经残缺不全。
1953年我们伙里分家,这辆面目全非的自行车分到了我们家。随后,父亲重新换件组装。从此,这辆杂牌货便成了我们家经济收入的顶梁柱。农闲时节,父亲骑着它不是去车站送客,就是跑龙口、蓬莱贩鱼,直到加入合作社方才停下。带客当年的招远汽车站位于县府西南隅,建在废弃城墙上,面东背西,南北向一排大屋,足有十二间平房,与圣人殿毗邻相望。上百平方米的院落内,边角搭建着十多处用胡秸扐成的围棚,其上有盖,周边用草泥抹面,这里便是过往旅客餐饮、憩息的处所。有卖面鱼、包子、火烧、粽子、凉粉、羊汤、炒菜等吃食的,也有卖小孩子喜爱的竹喇叭、铁哨子、泥塑、布玩具等小玩意儿。
说是汽车站,其实招远站点不发车,只是每天上午8点钟前后,有一辆从龙口站开往莱阳水集站的一班客车,下午2点半前后,再由莱阳返回龙口站,往返途中经过招远站点。旅客若错过这个点儿、错过这班车,只有改日再行。如果急于上路,就只能改换别的出行方式,自行车带客就是其中一种。
当年在车站带客的,都是城里边外村的,丁家庄子的李彦道、李天荣,赵家庵的李举信,北关西的张学义、张桂元、张丰刚、张学农,南关西的李文苑、李文菊、区学礼,三里店的张学武、温宝善,张金菊等,共有近三十人。平日里,大家聚集在车站,耗在棚屋内,或打打扑克下下棋,或看客人用餐品茶,听艺人说段唱曲,更多的时候,是三五个人聊天。农忙时节,大家轮换回家忙地里的活儿,不过车站里总有几个带客人。
自行车带客出差,按里数计费。南北向是跑客车的道儿,宽敞一些,每里3.5分钱;东西向不是客车道,路况差些,按每里5分钱计。带客人按到站早晚依次挨号排队,不争不抢,轮到谁的差事,自然会有人喊你的名字。不过,有时也有特例。
一日上午,阵阵西南风刮得正急,站上来了一家三人,男的瘦小,看上去是花甲之年,女的约摸四十岁,长得高大粗壮,还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他们要去城南乡60里的夏甸。可是南去水集的客车已过,只有雇佣自行车,否则就要改日再来。正待出车的是张桂香和李文治两人。张桂香遇事精明透灵,抢先将年老的长者扶上车子,即刻上车前行。剩下的胖女人和孩子就该是李文治的差事了。待他将大人孩子安置到车上,张桂香早已不见了踪影。李文治尽管年轻,但顶着强劲的西南风,带着超重的两个人,一脚踏在脚踏板上,一脚在地上不停地趱够着。腿要么根本迈不到大梁,要么刚迈过大梁,车把一歪斜,又晃了下来。如此趱趱够够,上上下下,从车站到道口500余米,硬是没有能骑得上去。无奈之下,只有悻悻而回。满头满脸全是汗,衣服也湿透了。经他这一折腾,没有人敢接这趟差了。李文治走到我父亲跟前,带着央求的口气,让我父亲替他跑下这趟差。我父亲心中也是没底,但看在朋友的真心相求、客人急着赶路的份儿上,只好赌一把,应允下来。天也作美,待我父亲将大人孩子安置好,又将脚踏板转到牙盘斜上方,顺着牙盘转动的晃劲,一举上车,顶风前行。等骑到城南10余里的楼底下村时,就已追上了张桂香的车子。到道头东壃,已行30余里。到了午饭时分,那位女乘客过意不去,到地摊上买了火烧、凉粉,与他们共享。那还是一个离了粮票不能吃饭的年代。晌歪(午)以后,他们赶到夏甸。那日正是赶夏甸大集,城里前去赶集的人陆续返回,他们也加入了回返的行列。
有一年正月刚下十五,寒意料峭,西北风夹着雪花,不时地钻进行人的衣领袖口,冻得人捂耳护腮。傍晌,一位20多岁的西观年轻人要赶着经龙口回大连上班,担心下午坐车赶不上船,他想雇佣自行车赶路。他几乎问遍了所有带客人,不仅原价(2.8元)不干,就是加价少了也没有人愿意伺候。待走到我父亲跟前时,他再没有问价,我父亲也没有讨价,二人一拍即合,商定了这桩活儿。
到了龙口码头,已是半拉过晌了,那年轻人付了3元钱给我父亲。正当我父亲调身骑车准备往回返时,那年轻人又急三火四地跑回来,边跑边喊。原来,由于天气原因,还要等一个礼拜才有船只抵达龙口港。年轻人思忖再三,决定让我父亲把他再捎回老家。而等他们赶到城南郭家埠村时,天早已黑下来。分手告别,年轻人又付给我父亲3元钱。这是我父亲载客以来第一次一天挣得6元钱,回到家里,他高兴得躺倒在炕上,不思饭食,也毫无倦意,不知是饿大发了,还是累大发了,或者,只是太高兴了。
类似的事情,我父亲后来又遇到过多次。一次,邻村埠后有一青年,他妻子有孕在身,回西观娘家要雇佣自行车。他置带客人的规矩于不顾,指名道姓就要我父亲出差送行。还有一次,我父亲跟同事刘泰一起送招远县府一男一女两位工作人员前去莱阳开会。他们各载一人,由于时间紧迫,南行的道路陡坡太多,急中有失,刘泰他们连人带车摔倒了。车上那位男青年身上擦伤,裤子也蹭了一个口子。年轻人未免有些恼火。可我父亲载的那位在我们村驻点的陈助理,安然无恙,准时送到。贩鱼父亲除了带脚以外,还在每年刚开春的渔汛期间去龙口、蓬莱等沿海地儿贩运鲜鱼。“樗芽鼓嘟嘴,加吉、鲅鱼来哈水。”清明、谷雨前后,各种鲜鱼陆续上市,梭鱼、加吉、鲐鲅、刀鱼、黄花、偏口品种俱多。无论日子过得怎样,每年的鱼市,乡人们还是要买一种或几种鲜鱼,腥腥锅,尝尝鲜。本地还有送鲜鱼给长辈亲人的习俗,尽管家境贫寒,手头紧巴,这个脸还是得要的。有时即便是借钱,还是要打肿脸充胖子。
太阳西下,忙碌了一天的父亲紧三火四地吃上口饭,匆忙骑车赶路。掌灯时分,奔到旅店。当年住一宿的价钱是1角钱左右。第二天,天刚亮,出海的舢板、帆船相继靠岸收网。鱼贩子陆续赶来,经过一番看货,议价,过秤,随后满载而归。
那年,招远地正逢四月庙会,我父亲带着加吉鱼从蓬莱刘家旺往回赶。骑车到了黄山馆路段,遇到一位从龙口往招远贩鱼的黄县人,因车胎破碎无法前行。那人商量夹带着央求地要把鱼原价“卡”给我父亲。我父亲合量着,一份轻省,两份超重,但看着他前不着村、后不归店的着急模样,心立刻软下来,竟然没有称重,按他说的数付了钱。用我父亲的话说,这种处境下,人是不会用谎话骗人的。
来到集市上一看,一溜两行全是鱼摊。100多米长的鱼市,一筐筐,一箱箱,满满当当摆的全是加吉鱼。买主穿梭往返,熙熙攘攘。叫卖声,讨价声,鱼市沸腾了。
因为供大于求,不仅卖不上价,原本拖还是卖不完。“臭鱼烂虾,招远老家。”历来为他人耻笑的招远地人,这下子也被鲜灵灵的加吉鱼给“漾”着了。而父亲由于这一趟上的货多,从开始就按1角3分钱一斤的进价往外撮,到最后,还是剩下十几条鱼没卖出去。
这下,我们家可不是像往常那样尝鲜过鱼市了,而是今天吃了明天还吃,上顿没吃完,下顿接着吃;近亲本家长辈,这家三条,那家两条;用加吉鱼头骨扎成的“鹰乖”这儿挂一个,那儿挂一个,满屋到处看得见。
去龙口、蓬莱上货,并不是趟趟满载而回。有时赶上风向等气候原因,上的鱼少得可怜,价钱抬得过高,只有空着车白跑一趟。有一次,我父亲空车而回,途中经过一片菜园地,菜园主人正忙活着摘黄瓜。我父亲灵机一动,上了四五十斤黄瓜。带到集市上,竟很抢手,挣的钱比贩一趟鱼还多。我坐父亲的车我小时候随母亲住外婆家。合作化之前,我外婆家有几亩菜园地,全家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种植蔬菜。“十亩地一亩园”,侍弄菜园,活儿多,劳动量大,间苗、划锄、施肥、浇水、收获、销售,外公一人难以应对,母亲婚后便一直在家帮着打理。再加上父亲整日奔波忙碌,我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很少,更不用说享受他的关爱和照顾了。
我三四岁时,有一次,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和母亲走亲戚。母亲坐在后座上,我坐在车前梁上。父亲安置好我们,两脚一蹬,启程了。父亲两臂驾着车把,将我护在前怀里。望着道路两旁的屋舍、树木向身后飞逝,听着路上的沙石时而碰撞着车圈辐条发出的声响,听见耳边呼呼的风声,心里甜丝丝,美滋滋。道路尽管崎岖坎坷,坑坑洼洼,父亲凭借娴熟的骑术,让我竟感觉不出有颠簸。过河,父亲肩上扛着自行车,一手抱着我。宽宽的河道,湍急的水流,望着有些晕,心里有些怕。再看父亲,一步一步,面容深沉,目光深邃,坚毅前行。蓦然间,我感觉父亲是那样魁梧、健壮,充满活力。
随着合作化的出现和人民公社的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替代了自主的小农经济方式,父亲靠自行车养家糊口也就此画上了句号。晚报25周年报庆读者征文启事庆祝《烟台晚报》诞生20周年的情景犹在眼前,倏忽5年又过去了,晚报即将迎来25岁的生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铺天盖地,新媒体风起云涌,人工智能正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着急遽而深刻的变革。然而,身处这样的时代,依然有人在读报;报纸,依然是很多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作为坚守在传统纸媒阵地的报人,我们感谢读者的不离不弃,我们愿竭尽所能,捧出最好看的内容,为依然在读报的你,提供最理直气壮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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