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都是大院人

戴恩嵩

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10多年里，我一直在掖县（现莱州市）县委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从地理位置上说，县委大院和地委大院相距很远；但从工作性质来说，两个大院又如同毗邻，有着紧密联系，我一直感觉两个大院好象是一个大院。

第一次参加集体撰稿

“文革”中期，掖县县委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就是时任地委政治部组织组组长的矫宁智同志，他兼任掖县县委书记后，便同家人一起搬到掖县。这位书记来到掖县不长的时间，通过认真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就对全县情况有了全面了解，在工作指导上使基层干部群众感到顺心顺劲，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很有起色。1972年，地委要在掖县召开植树造林育苗现场会，县委书记老矫同志（当时不许称职务，我们都叫他老矫）当然要在这次会上发言。为了把这个发言稿写好，由县委政治部主任李太启同志（后来任掖县县委书记，我们都叫他老李）牵头，成立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写作班子，先由老矫向我们讲述了这个发言材料的大体思路和几个组成部分，接下来，就是要一字一句地把这些发言内容具体落实到稿纸上。

因为老矫要在会上发言一个多小时，所以这份材料需要写一万多字。当时我的感觉是，这份材料写起来路子已通，但也有一定困难。是因为当时正值敏感时期，具体到一篇材料的字字句句上，必须既能体现上级对全局工作的指导意图，又要符合本县的实际情况，在写法上要经得起推敲，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于是，根据老李的提议就采取了当时常用的方法集体撰写。具体做法是：由组长老李作主持人，他先开个头，接下来就由众人续讲。每个人的续讲都要考虑到全文的主旨和上下文的连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续讲方案，通过大家的讨论来决定哪个续讲方案正确，就可以记录在案。这样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往下延续，经历了三个整天两个通宵才把整篇材料写完。这个方法看起来很慢，但是比起一人写成以后再反反复复地经过多人修改还是快的。这份材料完成后，就由老矫同志过目、修改，送到印刷厂付印。在印刷厂里经过我们3次校对后，就在校样上签了字。眼看就要上机开印了，老李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地赶到印刷厂，气喘吁吁地说：“不能开印，有两个字需要改过来！”他说的这两个字，就是把原稿中的“全县经济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中的“很大”改成“显著”。

地委在掖县召开的这次造林育苗现场会非常成功。老矫同志这份发言稿，是我进入县委办公室后第一次参加集体撰写的实际训练，同时也使我们这些从事文秘工作的人员学会了在公文书写中怎样才能一丝不苟、不出问题。

走进地委大院如浴春风

从那次地委在掖县召开的全区造林育苗现场会后，掖县上报的材料就多了起来。不仅仅是植树造林，还有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个方面的典型，比较突出的琅琊岭整地治水、凤凰山整地通路、小沽河南水北调、吴家大洼治理、海潮坝拦海造田以及联合国卫生组在掖县的初级保健基点、王贾的科学种田等诸多典型，更是受到地委领导的高度重视。“琅琊岭上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动手”等口号响遍全区、全省。

这些典型都要形成文字材料，不仅仅用于会议上的发言交流，而且在平日工作中也必须逐级上报，以供上级部门向全区转发。这样一来，我们这些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员也就忙不得闲了。

我们这些搞文字工作的人，经常把“高标准，严要求”这六个字挂在嘴边。什么是“高标准”？在我们看来，一份县级上报的材料符合地委的要求就是“高标准”。什么是“严要求”？像老李那样，为了修改文稿中的两个字夜不能寐，并亲自到印刷厂校对文稿，这就是“严要求”。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掖县的许多典型材料的形成过程，与那次植树造林育苗现场会上的发言稿差不多，大都是集体写作，集中了很多人的智慧。如果要派专人带着材料向地委、行署上报时，只要一两个人就行了。

在这十几年间，我每年都有几次甚至十几次独自一个人往地委大院里报送材料，每次进大院都有如浴春风之感。这种感觉，不只是因为报送材料比撰写材料轻松了许多，而是每次把材料交给地委大院里审查稿人员时，人家都以宾客相待，并且和颜悦色地说：“您先到招待所住下，我们得看看材料需不需要改动，如果需要改动，我们会到招待所去和您交谈。”如果不需要连夜改稿，他们会问：“您晚上有没有什么安排？”除了修改材料，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人家通常会让我去看一场电影或文艺演出。1973年秋，我到地区报送一份科学种田的典型材料，适逢国家第二体操队来烟台集训，在体育场举行男女体操表演，审稿人员不仅给我准备了门票，而且担心我找不到体育场，派专人陪我观看。

因为修改材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就得在招待所住下。走出地委机关大院向北去，经过一块空旷地，几百米外就是“烟台地区直属机关招待所”（后为毓璜顶宾馆3号楼，如今是包括市文联在内的几个机关单位的办公楼）。开始入住的几次，尚须出示县委办公室开具的证明信。久而久之，招待所的10名服务员、一位锅炉工都和我稔熟起来，我也能“小贾、小赵、小董、小周、小曹等”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来，无需再出示介绍信了。招待所的客房全是四人间，我来报送材料有时要连夜突击改稿，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服务员总是给我安排住客较少的房间，有时就干脆让我独住一个房间。说起来这是件很平常的事，通过和服务员们交谈使我了解到，她们深知夜以继日撰写材料之苦，这种热情周到的服务，不仅仅是为了某个客人，而且是为了全区的工作大局。

关键时刻大院就会来人

在日常工作中，地委办公室和县委办公室一直保持着密切构通，这是一条上传下达的重要渠道。在那个时代，文字材料中的一些提法总是在变，“新精神”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层出不穷，作为一个县级党委的办事机构来说，必须及时地了解上级领导对全局工作的指导思想、每个阶段工作的新举措，以便及时地提供给县委领导，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具体贯彻意见，再布置到公社、大队，变成全县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与此同时，还要通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把全县的贯彻执行情况及时地、准确地向地委汇报。有时会写成书面报告通过邮局邮寄，而大量的信息是通过电话来传递的。虽距地委甚远，却并无疏离之感，似在身边一样地保持信息随时畅通。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十多年，亲眼目睹了每时每刻电话机旁都要有人守候的情景，各个公社也是如此。这就保证了上下指挥系统的紧密联系，可以应对任何突发事件，作到反应迅速、处理及时。

这个期间，掖县遇上了连续8年的严重干旱，年平均降雨量仅为451.7毫米，降雨最少的年份连续3年仅为340毫米，不到正常年份的一半，而且大都是无效降雨，无法形成径流。河道全部断流，地上水全部干涸，地下水基本枯竭。全县122座中小水库、1860个塘坝都变成了干裂的荒地，9200多眼机井、大口井无水可提，海水地下倒灌60多平方公里，山岚的林木成片死亡，人畜吃水严重困难，全县粮食总产比最高年份减少3.3亿多斤。随着旱情的不断持续发展，我们县委大院的各个部门每年都要向地委大院的对口部门报告旱情，县委办公室更是如此。我曾几次听到地委办公室的同志说，地委领导看到我们的旱情报告后，眼含热泪，下决心在人力、财力、物力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并派专人深入基层，和广大干群一起投入抗旱，使这个几乎断水的旱区终于渡过难关。在那些热火朝天、人人参战的抗旱场景里，谁能分出这些人是来自哪个大院？

那时候，整个掖县县城水贵如油，有时候城区居民连吃水都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决定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把东南山小沽河的地下水调往县城。调水距离60多华里，工程艰巨，耗资巨大，在连续干旱、财政收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敢不敢动工？烟台行署的一位专员亲临掖县，他在县委领导班子会上，坚决支持这项工程尽快上马。这位老领导几年前就已驾鹤西去，但他那宏亮的话音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从现在起就开始干！咱们这些老家伙也干不几年了，咱们开了头，下一任就得接着干，一年不行，两年，三年，四年，十年八年干成了也好……”（摘自讲话记录）实际上，这项工程通过三年多的奋战就胜利完成，较好地解决了掖县城区的用水问题。

1980年9月1日下午4时许，气势凶猛的飑线风从西北部沿海登陆，12级的大风猛扑掖县全境。粮果受损，树木折断，道路阻塞，工厂停工，因渔船倾覆和房屋倒塌致使20人遇难，多人下落不明，400多人受伤入院救治。全县造成经济损失4570多万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机关干部倾巢出动深入基层投入救灾。我们及时地将灾情向上级报告，地委、行署很快派人来和我们一起战胜风灾，把损失降到最低，使这一年的秋收秋种得以顺利进行，并获得了好的收成。

1985年底，我被调来烟台，因工作关系，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以及一些部门有了更多的接触，也有了更多更深刻的感受，这又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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