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正商业文化崛起徽商因为有一个红顶商人胡雪岩而被

□安家正

“商业文化”崛起，“徽商”因为有一个“红顶商人”胡雪岩而被人津津乐道。“晋商”因为有一个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而广为人知，于是，“鲁商”跟进，出了个刊物叫《新鲁商》。很可惜，不尽如人意，完全没有揭示以龙口为代表的鲁商到底有什么特色。这实在有待于挖掘。

黄县（今龙口市）的商业滥觞早，而且是“临港经济”。俗话说“港多大，城多大”。胶东半岛有着众多的港湾，但勿需讳言，直至改革开放30年后，仍旧是沉睡者众，但龙口却在烟台开埠之际，成为可与烟台并驾齐驱的大港口，其吞吐量比牛庄（营口）也不相上下。

黄县人的商业触角伸向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北。在盛京（沈阳）的主要商业大街上，“练房”（百货商店的旧名）接踵比肩。柜台后面或立或坐的东家，笑容可掬。显示着长袖善舞的商业智慧，其口音均为地道的黄县口音。北京的粮行也几乎是由龙口人垄断，那是一个由众多的龙口人开的连锁店形成的庞大网络，不仅面粉是“千里金黄县”滚滚麦浪的制品，甚至旅居京城的南方人吃的大米，也是龙口人千里长途贩运来的，至于五谷杂粮，那更是这众多粮店的传统商品。“三反五反”期间，有关部门突击出版了一本《粮老虎发家史》，以“妖魔化”龙口粮商为能事，但是，却不得不承认龙口粮商对北京社会稳定作出的贡献，至少保证了这座城市二三百年不曾闹过“粮荒”。

当然，必有“巨商”，没有巨商，难成“商业文化”。徽商有胡雪岩，晋商有乔致庸，龙口一个丁百万，真是名震遐迩，关于他的资产总数，以前的说法是四千万，2015年出的《齐鲁晚报》则称五千万，相当于清政府两年财政收入的总和，真可谓“富可敌国”，名副其实的鲁商的“龙头老大”。

值得注意的是，龙口人的善于经商在于他们的商业目光，中小商人选择的行当是直接关系到民生。“民以食为天”，一天不吃饿得慌，“粮老虎”绝对用不着担心销路。开门七件事，哪个家庭主妇会一生不跟日用百货打交道？至于丁氏，那是开当铺起家的。

当铺是“准金融”，堪称“商界枢纽”。不管哪个商人都会发生“让钱咬着手（资金一时短缺）”的情况，这时“融资”就成为燃眉之急，丁百万即可纾急发财，所以他的买卖越做越大。

丁百万成为鲁商老大，昭示着鲁商的文化特色，迥然不同于徽商和晋商，“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是摆弄金融的，但他与清廷鼎臣左宗棠也是互为表里，完全靠官场发财；乔致庸远离大海却染指官场垄断的盐业，而且是边贸的翘楚，但丁百万却一洗官商色彩，买卖再大也是私营企业，“个体户”。

鲁商文化的特征是“儒贾合流”，或曰“儒商传统”。“买卖不成仁义在”，“诚信为本”，一改“为富不仁”的形象，也一变“士农工商”社会排序观念。“商”不再是四民之末，而跃为社会贤达，他们兴办教育事业，热心社会公益，在慈善事务中慷慨解囊，在社会发展中献计献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丁氏在龙口自然是郡望名门，他们培养子弟进私塾，然后通过科举入仕，然后以政治优势促进自己的商业圈越来越大，儒、仕、商三位一体，走了一条良性循环、互相促进的道路，堪称“丁氏模式”，也可叫做鲁商标本。

丁氏专家蒋惠民先生曾出过一本专著，详细评说了这条途径，并且列出了一个表格，说明丁氏人才辈出，堪称世代无白丁。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个丁佛言，可谓“民国第一支笔”，起草《临时约法》（宪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个丁方明，是山东省副省长，为山东教育走在全国前列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还有一个细节，丁氏家族每年春节都要祭祀“讨饭棍”，昭示着他们发财不忘本—————当年祖宗是讨饭来到龙口的。儒家“慎终致远”的传统观念在这个细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商业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龙口男人经商也有败类。典型莫过于张本政，最初他是靠着龙口众多乡亲办起了政记轮船公司的。该轮船公司在中国海运史上占了重要的一页，是中国三大私营航运公司之一，鼎盛时期总吨位达到了10万吨。可惜，私欲恶性膨胀，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张本政竟甘为日寇的鹰犬，堕落成可耻的汉奸。

当然，他首先也是儒商传统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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