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件私人“红色珍藏”首亮相, 藏品显示：战时烟台地下党曾冒险传唱“红歌”

发黄的战时入党书、残破的抗日歌曲集、游击队的借枪单据、刊有侵占烟台照片的日军杂志、略有锈迹的军功章……在市经信委为庆祝建党90周年举办的“红色藏品展”活动上，160多件来自离退休干部的私人“红色珍藏”首次向外界展出。一件件历经战争动荡和社会变迁的珍贵藏品，充分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胶东军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战时入党志愿书”成主打展品

“进攻在前退却在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在进入展厅后的一个展板上，记者被这段印在抗战时期胶东临时党员证内的“战时党员守则”所吸引。

工作人员施立光告诉记者，尽管在战时入党意味着要承担更为艰巨的任务，但每一名战士都无不向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之后的展板中，各个时期的“战时入党志愿书”都是展览的主打展品。在这些泛黄的入党志愿书上，记者透过简单、朴实的文字真切地看到了这些老党员勇于担当的信念和勇气。

抗战时期，加入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往往要面临生命危险，但百姓对家人参军无一不表现出支持和自豪。在展览中，记者看到了一封由弟弟寄给抗日战场中兄长的家书，信中写道：“抗战卫生（原文）保国强，争取胜利收复边疆，歼灭日寇震东洋，唱凯歌服锦装，奉召班师回家乡。”“这封信写自1941年，尽管当时胶东的

抗日战争正处于最为艰苦的时期，但写信人还是预想到了抗战胜利时的场景，这无疑是对战士最大的鼓舞。”施立光说。

游击队“借枪”抗日

这个真的有

一度热播的电视剧《借枪》，向观众再现了中共地下党员在艰难中刺杀敌人的故事，然而“借枪”并不是影视剧作品的杜撰，胶东游击队在抗战时间也曾向百姓借过枪。

在展览中，记者看到了一张由胶东游击五支队在1938年开出的“借枪证”。施立光告诉记者：“当时胶东游击队装备急缺，经常会向当地持有枪支的百姓或大户人家借枪抗日，而这张‘借枪证\’正是胶东游击五支队在成立当年，向黄县一户人家借了一把手枪后开具的。”

“可别小看了‘缺枪\’的胶东游击五支队，1942年的营南惨案就是这支队伍报的仇。”施立光说。1942年3月，一支入侵威海的日军以几名刘公岛守军被杀为名，联合当地汉奸“大刀会”，对文登营南村进行了一次惨绝人寰的洗劫，屠杀了一百三十多名无辜群众。噩耗传来，胶东游击五支队果断出击歼灭了制造惨案的日军和大刀会，为乡亲们报了仇。而就在“借枪证”旁边，工作人员专门摆放了一张介绍“营南惨案”的解放区宣传画。

战时地下党冒险唱“红歌”

“脚尖落地，轻轻呼吸，紧握着武器，掩藏着身体……”在展出的一本《胶东战时抗日歌曲集》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段描写游击队与日寇展开巷战的歌曲。眼下为庆祝建党90周年，各地纷纷举行红歌大赛，然而抗战时期唱革命歌曲却要冒很大危险。

施立光告诉记者，为在群众中间传播这些革命歌曲，当时游击队员们可没少费心思。“为避免危险，当时地下工作者在传递情报时都会来到当地学校，将情报告诉几位可靠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再利用自己的学生身份，将情报传递到其他地方，”他说，“而在等待传递情报学生回校的过程中，地下工作者们都会抽空将革命歌曲教给学校里的学生，从而使这些歌曲传唱开来。”

在歌曲集旁边，则展示了胶东战时所使用的课本。记者看到这些课本通常尺寸很小，同时有很多的残缺和破损。施立光表示，由于敌伪政权逼迫学校使用伪教材并严查抗日教材，很多抗日教材为便于携带和隐藏，往往印得少、尺寸小，有时每所学校只能分到一本，同学们互相传抄。

“为了应付敌人的检查，不少学校往往上午教授伪课本，下午再上抗日课。上课时还要安排学生在校外把守，一旦发现临时检查，便赶回学校通知老师，同学们再快速将课本交给老师，藏在讲台下的炕里。”施立光说。

日军印章册暴露侵略罪行

在展览中间的展台上，记者看到一本1米多长的折子，上面盖满了写有中国各地城市名称的印章。

施立光告诉记者，这是一本侵华时的印章册，日军每侵略一个城市都会在上面盖上所占城市的名字或战役名称，这个册子一共收录了从“七七”事变至1939年间共65个印章，侵占芝罘的印章也在其中。

而在印章册旁边，则摆放着一本日军侵华时所出版的杂志，上面刊发了数张日军占领芝罘区的照片。

“现在日本经常有人否认这段侵华历史，但这些由日军自己所出版的刊物，便是侵略者最直接的罪证。”施立光说。YMG记者李少鹏通讯员经纬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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