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村东那个小山耩的半腰处,是一片稀疏的黑松林子。我亲爱的爸爸,在那片寂静的山林里,已经睡了六年多了。我的裤脚和鞋子被草上的露水打湿了。我也打湿了山道,那是因为我一路的泪水。
林子最东边那座坟丘,墓碑像汉子一样立着。那个汉子叫邵仁义。刀口耳邵,仁爱的仁,义气的义。都说人如其名,命如其名。长辈给他起了如此厚重的名字,叫爸爸硬生生地扛了一辈子。小时候,爸爸的家境很窘迫。薄地草房,种田糊口。爸爸兄弟姐妹六个,他是家里的长子。他十一二岁就开始跟体弱多病的爹娘在地里劳作,后来参军入伍,在部队考上步兵学校,虽然穿上了四个兜,钱却一直很紧巴,他的大部分津贴都补贴给了家里。他一直用牙刷蘸着盐巴刷牙,说是为了败火。后来,他吃东西总嫌味淡,偏好齁咸的味道。爸爸每次回家探亲,从没空过手,大包小包的拎,引得全村的老少爷们婆姨媳妇啧啧赞叹。
我流着泪,摩挲着刻有爸爸名字的碑文。黑黢黢的大理石碑,就像爸爸宽厚挺拔的脊梁。爸爸的脊背,儿时给我带来多少幸福啊!那时的我,最喜欢让爸爸背着走。遇上赶集的日子,去集市十几里的路程,我撒娇让爸爸驮一路。来来回回总是趴在那个温暖踏实的脊背上。如今,爸爸的脊梁变得如此的冰硬。我抚摸着,祈望能给他点温热。
爸爸的兄弟姐妹逐个成家后,妯娌媳妇多,难免有磕碰。不管是娶进门的,还是嫁出去的,谁要不孝敬父母,一旦叫他知道了,他就当天赶回去,把兄弟姐妹召集在一块,“国有大臣,家有长子,俺说了算!孝顺老人的事,天经地义,就照俺说的办!”没人不听他的,因为他说得在理。
爸爸跟许多胶东汉子一样,豪爽直率。他好结交朋友,街门口的小商小贩都跟他称兄道弟打招呼。人家给爸爸一点东西,他记在心里,惦念着找机会还人家的情。有时候,我看回赠的东西值俩钱,开玩笑说:“爸,您花钱花多了!都够上人家双份的了!”爸爸连连摆手说:“仨瓜俩枣,事小。但感情这东西,事大!”下葬那天,有一位退休老工人闻讯从百公里外的烟台特地赶过来,非要送爸爸一程。他跟我们非亲非故,只说爸爸年轻时曾接济过他一家,虽算不上什么交情,但在心里就是老感情。
走出山村后,爸爸就梦想把美好的生活描绘于笔下。年复一年,写了又写,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农家娃,居然变成了业余作家,获了六次奖,出了七本书,发表了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成了中国作协山东分会的一名会员。爸爸握过锄,扛过枪,捏过粉笔头,无法想像爸爸当初写东西,是下了多大的决心!他肚子里那点有限的墨水,如果没有执着,没有毅力,如何能一气写了四十多年!我想,这就是爸爸把笔名改为“邵人毅”的缘故。
“六十六,要吃闺女一刀肉”。按照胶东的风俗,当闺女的,要在爹娘六十六岁过生日那天,给老人买上几斤精瘦肉。割肉时讲究“一刀切”,不可回刀,是当闺女的一份孝心。天不遂人愿。爸爸在他六十五岁那年患病动了两次大手术,硬撑着过了个年,还没挨到六十六岁生日那天就溘然长逝了。我为爸爸买那刀肉的渴望也化为泡影。
我把烟卷拆开散放在碑前,又祭撒了一瓶烈酒。我叮嘱他别太累,少抽烟,少喝酒,少写点书,在那个世界好好享受,好好活着。
太阳出来了,照在黑幽幽的墓碑上。爸爸的脊梁温热了。爸爸听到了我的心声。他在那边开心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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