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军粮运输船麇集芝罘湾
古代航海一般沿岸行驶,以沿海地形、地物定位,尤其在现黄、渤海航运,对岛屿和港湾依赖性更强,历代船家都习惯盯着山跑。芝罘湾地处山东沿海北部,是南北海上运输必经之地,而崆峒、芝罘等岛又是天然导航标志,因此很容易为航海者所辨识和利用。
南粮北运曾经是唐代航海活动组成部分,来自南方沿海的运粮船只,或出于淮上,或出于江南,莫不取道于芝罘、成山之下。元代定都北京后,京都官、军粮食需求量猛增,海漕运输也随之大兴,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活动,芝罘湾的地理优势也因此发挥出更大作用。
元代海漕以上海刘家港为起运港,以天津杨树码头为目的港,全程“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虽然南段曾因黄河入海口变迁,沿岸近海由于泥沙淤积阻隔航道,迫使船队几次改变航线,但北上进入山东沿海后,以往航线大体没变。“荣成之石岛、俚岛,文登之威海,福山之烟台,蓬莱之庙岛,为(漕)粮必经之路”。因芝罘岛是天然导航标志,很容易为航海者认识和利用。且当时海漕船只吨位不大,一般不超过五六十吨,对港口条件要求并不高。芝罘湾水深不等,沿岸多为沙滩,极有利于船民使用的沙船停泊。这种木帆船底较平,结构较强,搁浅时不易损坏或倾覆,选择使用芝罘湾的婆婆口、崆峒岛、夹岛三处浅海区,躲避北风、偏北风恰到好处。
元代漕粮的运输量己经很大,据不完整统计平均每年都在百万石以上,以每船载粮一千石计算,一年中也会有上千只漕船先后进出芝罘湾。对于历代漕运繁忙景象,明代有诗写到:“北望波涛浸远天,玄菟庚癸正堪怜,风微日暮帆樯集,不是当年采药船。”玄菟原指现辽宁东部一带地区,西汉时期曾在此地设玄菟郡,后人借用郡名泛指边塞要地。庚癸则为古时军中隐语,即告贷粮食。可见这首诗真实反映了当时运输军粮船只麇集芝罘湾的盛况。
明末清初:港口初兴孕育城市雏形
随着海运的发展,港口活动中心发生迁移,由芝罘湾北部帆船避风锚泊海区逐步移向南部的西南河口一带。西南河发源于塔山西部,位于现今烟台市芝罘区中部(1957年5月起分期在河上加盖修路,名为西南河路),元、明、清时期,河口入海处尚为大片浅滩,满潮时海水可一直上溯一千多米,能够行驶小船。在漕运船队带动下,各地船帮商贾也纷纷云集这一带进行商贸活动,沿河两岸逐渐形成各类物资的交易市场。
明末清初,经常在此停泊的闽、粤航海者为祈求海神妈祖的保护,便联络渔户投资,在当时西南河口东侧建了三间草房供奉妈祖娘娘。清雍正年间将草房小规模扩建,称为海神庙。嘉庆十五年(1810年),航海者再度投资建成院落式建筑64间,命名“天后宫”(民间俗称大庙)。
古代航海者常常是泛家浮宅,全家老少系生命安危于茫茫大海之中。一方面在同海洋搏弈中艰难探索着航海规律,另一方面由于航海术、造船术以及整个科技水平的限制,使他们的探索不能不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如祈求海神庇佑。天后宫的修建便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停靠芝罘湾内船舶数量是比较多的。天后宫建成后,航海者便络绎不绝到这里烧香磕头,祈求海神娘娘赐以海平风顺好天气。若平安收泊,则又进香还愿,感谢天后的恩德。这虽是一种迷信活动,却是船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由于天后宫的出现,西南河口便成为港口活动的中心场所,周围居民也常在这里同运军粮的船只进行一些交易活动,海上捕捞业的发展也促使交易内容日渐丰富,后来,这种活动逐渐从河口两岸向天后宫两侧延伸发展,各种商业店铺依次排开,逐渐形成东至东河沿(现解放路),西至西南河东沿的东、西走向商业街,民间称之为“烟台街”(烟台开埠后定名北大街)。至道光末年,烟台街及周围商号多达千余家,构成烟台港埠城市最早雏形。
开埠后:漕运船队遭遇灭顶之灾
然而,就在烟台街羽翼渐丰之际,数百年来哺育它成长的漕运船队却厄运临头。此时,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夹击下,为维持封建统冶,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61年,烟台港被迫对外开放,烟台港航运业务逐渐为英、德、美三国船只所控制。这一方面因为外国船吨位大、速度快,可相对降低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享有特权的洋商可轻易偷漏关税,收买华商坐收红利。外商船运势力对中国北方航运的垄断,使传统的漕船贸易受到严重摧残,大批船民因此流离失所。
当时,豆类货是北上漕船主要回程货,是清政府为诱使沙船运输漕粮的重要手段,它关系到数以万计沙船民众的生活大计。为了维持漕运,清政府一向严禁其它商船贩运豆类货,即使在迫于侵略者的压力,不得不作出很大让步的情况下,也仍然坚持制定了“豆石、豆饼在登州、牛庄两口者,英国商船不准装载出口”的条款。但是,外国侵略者很快发现,北方沿海出产的各类物资除了豆类之外,只有少量杂粮可供出口,而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大竞争力的中国豆类产品正是他们需要掠夺的重要资源。
1862年2月,英国公使普鲁斯向清总理衙门正式提出了开放豆禁的要求。其时,太平天国已经占据宁波这一重要出海口,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唯恐太平军沿海北上,颠覆大清帝国统治地位,决定“借师助剿”。因此不惜再一次出卖权益,解除豆禁。
豆禁一经开放,外籍商船蜂拥进入烟台、牛庄抢运豆货。原先进出烟台港的沙船主要来自上海一带。沙船结构尽管适宜沿海沙质浅滩装卸,但体积和载重都比较小,显然不是外籍船只(尤其是轮船)的竞争对手。随着人工港口设施得到不断改善,已使外国大吨位的帆船及轮船在中国北方沿海口岸进出自如。
烟台港开放不到一年,大批漕运沙船因无回程货可运,空载亏损严重,生计断绝,被迫停在上海港内。为此上海沙船商多次联名呈文上海道台,要求朝廷停开豆禁,为沙船业保留一线生机。当时清政府害怕失业船民投向太平天国,曾照会普鲁斯拟暂停开放豆禁。但普鲁斯恫吓道,英国政府“正在如此多方相帮之际”,“此举未免有失机宜”。清廷深恐失去洋人的军事援助,遂罢停开豆禁之议。此一举使摇摇欲坠的中国沙船业惨遭灭顶之灾,曾浩浩荡荡扬帆南北洋的庞大船队,在凄风雨雪中逐渐变成一堆堆废船木。
十九世纪末:民族轮船业争锋烟台港
进入十九世纪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海运市场,由蒸汽机驱动的海轮迅速取代木帆船。帆船作为一种相对落后的生产力被淘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当时中国漕运沙船队的悲惨结局,却自始至终散发着弱肉强食的血腥味。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处于盛世时期的清王朝并没制定出一项在全社会推动科技发展的政策,尽管康熙帝本人对自然科学怀有兴趣,但在此后历代宫廷及执掌实权的官员眼里,仍视科技知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置身这样一种轻视和蔑视科技的氛围中,即使是中国工匠研制出珍妮纺纱机、蒸汽抽水机、蒸汽发动机也难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这个曾经发明和使用过指南针、火药的泱泱大国,此时昏昏欲睡,自然也不可能顾及后来的火车、轮船……
历史道是无情却有情,在黑着脸不择手段挤压落后产能的同时,也不忘刺激落伍者觉醒。当欧、美轮船络绎不绝驶进中国港口,贪婪掠夺各种资源财富时,也让关心中国海运的有识之士,在被压迫被剥削的窘境中,看到现代技术的强大威力。装备着蒸汽机的轮船,不仅吨位大、抗风浪性能强、不受风向限制,还能随意驶往世界各地。于是,他们也千方百计买进先进海轮,组建起中国人自己的现代航运船队。
1873年,隶属上海招商局的华籍轮船“伊敦”号也龙旗招展地驶进烟台港,开启华籍轮船使用烟台港的序幕。这种竞争对依港兴市的烟台街,无疑是一次发展机遇。辛亥革命后,漕粮改为统征货币,在延续数千年的田赋税目中仅存其名。但这已经改变不了烟台街向周边漫延发展的趋势,自然天成的芝罘湾历经几代人的努力,在烟台山西部开启人工建港序幕,由早期单一简单的一座海关码头,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人造港口。烟台市区也在起伏跌宕的历史进程中,时慢时快地发展起来。时至今日,纵观市区恢宏布局,早已跳出西南河口两岸的狭小集贸区域,在现代化巨型海轮支持下,商贸网络己经触及世界各地。虽然大庙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悄然消失,在人们心中留下些许遗憾,漕运沙船也在记忆中与我们渐行渐远,但漕运船民催生烟台街的历史贡献,却载入史册,成为一圈不可磨灭的城市年轮。它时刻在提醒我们:牢记那个屈辱时代,莫忘漕船的生命历程,在这面鉴古铜镜中,隐含着许多值得回首的启蒙哲理。
宋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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