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罘俱乐部保龄球馆　非“中国最早”, □周英杰

作为烟台开埠以来最有名的建筑之一，位于烟台山脚下的芝罘俱乐部（Chefoo club)旧址一直是烟台的一张鲜亮的名片。有案可查，在烟台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很多事件都在这里发生。可以说，芝罘俱乐部的文物价值十分巨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值得探讨的一点是，关于这个建筑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这里拥有“中国最早”的保龄球馆，更有甚者竟然称这里的保龄球馆是“亚洲最早”的。流风所及，一些宣传烟台的比较严肃的书籍上也都采用了上述说法。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最重视的就是证据和材料，强调的是要“用证据说话”，所谓“无一字无出处”。正如胡适先生所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

既然如此，所谓芝罘俱乐部的保龄球馆是“中国最早”乃至“亚洲最早”的说法的根据究竟在哪里呢？笔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烟台开埠史多年，看到的第一手材料可谓不少，但到现在为止，尚没有看到支持以上说法的任何一种有说服力的文字材料。

既然不能找到证明芝罘俱乐部的保龄球馆为“中国最早”或者“亚洲最早”的证据，能不能找到证伪芝罘俱乐部的保龄球馆不是“中国最早”或者“亚洲最早”的史料呢？若能找到中国或者亚洲范围内早于芝罘俱乐部保龄球馆的史料，很显然，关于芝罘俱乐部的保龄球馆是“中国最早”或者“亚洲最早”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那么，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证伪证据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这些证伪的证据就在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租界内最早的一份英文日报———《每日船务与商业新闻》( Daily Shipping News and Commercial News，有的学者将其汉译为《航务商业日报》）和《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里面。

这里简单交代一下《每日船务与商业新闻》的创刊背景。《每日船务与商业新闻》是由上海租界内最早的一份有影响力的周报《北华捷报》于1862年上半年创办的一份英文日报。这份报纸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字林西报》的前身。《每日船务与商业新闻》创刊之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太平天国运动正处于尾声。由于此前不久签订的《北京条约》承认了西方各国在沿海开放口岸的租地权、传教权、经商权等权利，西方各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乃至冒险者纷纷来到上海，直接带动了上海租界内酒店宾馆行业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1863年6月3日的《每日船务与商业新闻》和1863年7月4日的《北华捷报》，先后报道了一则洋人在上海租界内开设的高档酒店———克拉兰顿旅馆于1863年7月开业的消息。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家报纸的报道里都有这样的内容：“克拉兰顿旅馆取代了原先的帝国饭店的地位，这家新旅馆现在开设了全新的保龄球馆———这是刚离开的美国人留下的风尚。”（转引自史景迁著《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

根据两家英文报纸的先后报道，毫无疑问，克拉兰顿旅馆的保龄球馆1863年7月就正式投入运行了。它是不是“中国最早”或者“亚洲最早”的保龄球馆不好说，但是依照现在的资料看，这个保龄球馆的运营时间明显是在芝罘俱乐部的保龄球馆之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现有的公开资料显示：“芝罘俱乐部始建于1865年，1867年外国商会设于此。在1870年，此处铺设了保龄球场。”（烟台市文化局编《烟台山》，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如果上述材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推算出上海克拉兰顿旅馆的保龄球馆比芝罘俱乐部的保龄球馆早了7年，即使按照芝罘俱乐部成立的日期算，克拉兰顿旅馆也比芝罘俱乐部早了两年。所以，无论怎么算，芝罘俱乐部的保龄球馆都不可能是中国近代史最早的保龄球馆，更不是亚洲最早的保龄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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