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去带　豆腐渣

房宗惠每逢走到早点摊前，我就会想起当年天不亮去烟台带豆腐渣的事情。

上世纪70年代，农村粮食紧缺，农民养猪多靠野菜或饲草。可猪不吃粮食长不大。我们村靠烟台市区不算远，村里人就想方设法到城里的饭店、食堂弄些泔水或豆腐渣之类来喂猪。正好我有个表姐在所城南门外地下饭店（现芝罘区南关小学北侧）工作，主要是卖早点。托她给联系好，饭店允许我每周去带3次豆腐渣，要求必须在早晨6点前全部带走，不管天儿好天儿坏。

从我家到饭店，有50里路。我算了下时间，凌晨3点起床，洗把脸吃点东西，带上几个编织袋就骑车上路了。我骑得飞快，又赶上是夏天，不多时身上的小褂就湿透了。进了市里，路上车很少，只有两旁的路灯闪着昏暗的光。我一路打听，好容易找到了这家饭店。

第一眼看到它时，顿时心头一震，好一个地下饭店啊，这么深，深入地下足有40米！我放好车子拿着编织袋，顺着台阶下去找到了存放豆腐渣的地方。装好、捆扎好袋子，用手一提，好沉啊，至少五六十斤。我抓住袋口刚想撩到肩上，旁边一位大姨忙说：“不能扛，里面有水，别流身上。”我只好两手提着往前移。上台阶时，边用双膝顶着边往前迈，等到两袋全搬到顶上时，从大腿往下全湿透了。

我绑好车子赶着走几步，车子直颤，一会儿袋子又向一边斜了，我支好车子重新绑了一遍。旁边一位来吃早点的师傅看后告诉我，车架上放一块木板，袋子就不至于偏了。此时，天已发白，我上路往家赶。

走到东口子坡下（现烟台一中处），不能再骑了，只能赶着车子走，由于重量全在后面，我得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扶着袋子，还没走一半，已是两腿发酸，呼吸紧促，此时又不能支起车子，我只好直挺挺地站着，等气儿喘匀了再走。

到家时，接近7点。我卸下袋子，赶紧挖些豆腐渣和着草糠一搅，一溜小跑端着，倒进猪槽里。猪先用鼻子闻闻，接着便大口吃起来，似乎享受着美味佳肴，听着“呱哒呱哒”的吃食声，我刚才的疲乏感全无了。

夏天还好说，我最打憷的是冬天带豆腐渣。从我家到马路有七八里土路，冬天夜里上冻，又不得眼，当人们都还在梦乡时，我便从热被窝里爬出来，喝几口炒面便上路。一走到村口，一阵凉风就灌进肚里。尽管戴着手套，手指尖也冻得钻心痛。腿上只穿着卫生裤和一条线裤，回家后脱下外裤，卫生裤早已汗湿了一片。

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每人每月凭票供应4两猪肉，肉价是每斤0.79元，毛猪收购价格是一等猪每斤0.56元，二等0.53元，三等是5角钱。国家和集体都鼓励农民养猪，每卖一头毛猪奖5斤肉票，生产队的奖励是自猪入栏起，每天奖5分钱，社员戏称为“捧瓢（猪食瓢）钱”。自从进城带豆腐渣后，我每年可养两头猪，净赚100多元钱，这对于劳动日仅为五六毛钱的农民来说，可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啊！

两年后，地下饭店关闭了，我又托关系在芝罘屯找了一家饭店，虽然比地下饭店远了近20里地，但不用爬上爬下的，路也平，只是多耗点时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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