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不尽的是恩人

□于泽宜在我的一生中，有幸遇到了不少恩人。在他们当中，有领导干部和职工，有教师和医生，还有同仁和邻居等。在我已走到了人生的边上时，越是思念这些恩人。这些恩人让我终生感谢不尽！

高人指点，是我成长的重要力量源泉。1958年“大跃进”，我被“跃”进了烟台日报社干记者。因为我的文化水平低，要干记者谈何容易！什么是“消息”，什么是“通讯”，这些干记者必须掌握的常用武器，对我来说是两眼抹黑，“老虎吃天不知从何下口”。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曾为此苦恼再三。有一天，我写了一篇所谓的“消息”，送到了总编室。时间不长，总编室把我写的这篇“消息”退了回来。只见稿签上写了“概念加例证，不用”七个字。前款是总编辑侯文楷。侯总编像一位大夫给病人看病一样，把我的稿子的病症说得清清楚楚，一针见血。我在感谢总编的批示之余，发誓一定要学会写“消息”。我经常查看同仁们写的“消息”，翻阅中央和各地报纸上的“消息”，找出自己写“消息”失败的原因。经过刻苦钻研，反复实践，终于慢慢地摸索到了写“消息”的基本要领。副总编辑于德同志，除了通过上大课给我们刚进报社的新人讲如何写新闻稿以外，还特地为我开过“小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曾先后多次单独带我到农村和工厂去实地采访。他身传言教，现身说法，不仅教我学习采访的技巧，而且在我把稿子写完了以后，还认真帮我找出存在的问题。我第一次写的《幸福人民公社诞生》的通讯，他接过后，当着我的面，一页一页、一段一段、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地向我指出为什么不应这样写，而应那样写，一直说到最后，把我写的稿子全部都打了红×。第二次我写《除夕之夜钢铁战线坚持节日生产》的通讯，他又是把我叫到他面前，一点一滴地给我指出写得不好的原因。最后他与我合作写成了一篇通讯。于德同志的两次指点，使我对如何写通讯，慢慢地开了窍，入了门。以上两位领导的谆谆指导，让我这个外行人终于成为内行人，从而在报社站稳了脚跟，一干就是23年！恩师的教诲，终身难忘！

在我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难题。每逢困难当头，总会有雪中送炭的好人向我伸出温暖的手来。这里仅举两例。1965年3月30日，我的父亲在我的家中病故。我和妻子把父亲装入棺材里以后，便要送到公墓去埋葬。当时因为工资收入低，雇不起人运送。要请单位的同仁来帮忙，又不好开口。当我把大板车借来后，怎能把父亲的灵柩抬到车上，又怎能把父亲的灵柩拉到公墓去，一时感到畏难得很！就在这时，同楼的邻居、粮食局的职工刘维仁兄当即对我说：“老于，我来帮你把大爷送到公墓去！”我听了他的话喜出望外，一时真不知说什么才好！从我家到公墓，有10多里路。一路上，老刘的两只手紧紧握着车把手，满脸淌着汗水，一个劲儿地埋头拉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他终于帮我把父亲的灵柩拉到了目的地。他没有来得及喘息，便又挥着锨镢挖坑填土，帮我把父亲埋葬到了墓穴里，然后才往回返。让我一直遗憾的是，直至老刘去世以前，我连一顿饭也没有请他吃。

还有一位好人是我的邻居戴老师。那时我的二子于波在毓璜顶幼儿园上日托班，每日接送是个很大的负担。住在我家三楼的邻居戴老师，正巧在毓璜顶幼儿园工作。她发现我和爱人成天忙的忙，病的病，接送孩子有困难，便起了怜悯之心，好心地对我们说，你们如果放心的话，由我每天早晚负责带于波上下班，你们只管安心工作就是！我们连想也不敢想的如此好事，竟然会从天而降！从那时开始，于波上下学都是由戴老师一手负责，而且是风雨无阻，一带就是一年。

在我的恩人中，不乏真心诚意帮助我的知己。记得那是1965年，我在延估里的一幢楼房居住时，因为冬天室内的温度低，全家人日夜寝食不安。王瑶琳兄到我家来，发现了这个问题，便主动找人为我加工了土暖气设备，并亲自为我做了安装。刚开始使用时，温度上不来。瑶琳兄便像大夫急病人所急那样，一有时间就到我家来为土暖气查找病因。他时而蹲在炉旁观察火力状况，时而到外面去找人给加工零部件，重新安装。直到炉火正常，室内温度升高了以后他才了却了这桩心事。瑶琳兄不辞劳苦，不怕麻烦，一次次为我家安装和测试土暖气的生动镜头，我始终记忆犹新！

席士豪同志曾是我在报社工作时同一宿舍的舍友。他为我不计个人得失的往事，我一一记在心里。1964年7月份，我的二子将要降生。正在这时气象预报告知，近期天将降暴雨。我住在西南河的岸边，一旦暴雨降临，河水猛涨，我住的小屋便很有可能被水冲垮。因此，邻居劝我最好能在儿子降生之前，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我听了邻居的劝告，心中便有些不安。我把此事对老席说了以后，他说我的家属回到农村啦，你搬到我家去住吧！我说，你到哪里去住？他说，我有办法，你只管搬到我家来吧。此时，我再客气也没有用，老席很快便搬到了办公室的一个闲屋去住了下来，我只好服从老席的安排，搬到了他的家里去了。我进门一看，桌、椅、板凳，床铺及锅碗、瓢、盆等用具一应俱全。

我爱人就是在这里无忧无虑地坐完了“月子”。

因为妻子年轻时就多病缠身，所以我在求医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些良医。他们是我们的恩人。我与烟台毓璜顶医院胸外科主任冯云久，相识在1970年。几十年来，他为我的妻子和家人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解除了多少病痛。因为我们是知心朋友，我只要家里有病人，不论是什么病，首先就想到老冯。不论他是在门诊，还是在病房；不论是上班，还是班后，我都会毫无顾忌地去找他。有时我妻子病重不能亲自到医院去就诊，我就去找云久来我家看病，为此，他从来不曾推诿！我妻子有过几次排便不正常的经历。每次到医院去找老冯，老冯都不厌其烦、不嫌其臭地为我妻子做“指检”。1993年春节前夕，我妻子突然头痛、恶心，云久得知后，马上请一神经内科大夫与他一起来到我家。经初诊，认为可能是脑出血。接着便建议我妻子到医院作检查，最终证实确为脑出血后，他忙前忙后地为我妻办理了住院手续。他发现我妻用的病房床垫凹凸不平，怕躺着不舒服，便急忙从别的地方找来一个平坦的床垫给换上。看到此情此景，使我感动不已。

知恩图报，乃是我几十年来所一直信守的。然而，在工作繁忙时，往往有心无力。退休之后，我才忙着千方百计去补上报恩的这一课。我报恩时会因人而异，多种途径。有的恩人，每逢重大节日来临时，我会前往拜访，或打电话祝贺；有的恩人，我会借家中办喜事时，把他们请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有的恩人，我会在他们要办喜事时，带着礼品前往祝贺；有的恩人喜欢书画作品，我便请人给书写书画作品，或自己给写一幅书法作品赠与他们；有的恩人，虽早日故去，我没有能在他们在世时报答他们，得知他们的子女遇到困难时，我会尽力帮其子女解困；有的恩人患病了，我得知后，一定会带着慰问品去探望他们……在这些恩人中还有刘浩俊、董有震、林治友、王郁基、于永保、秘波海、张钧、曲延刚等。

我十分明白，凡是我的恩人，他们在对我施恩时，谁也没有想从我的身上得到什么好处，特别是在我走上领导岗位以后，我的恩人也很少找我办事。但是，知恩图报是我做人的本分，不管怎样，我都要想方设法地去报答他们，这样才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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