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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设区初期的重要决策

来源:烟台日报 2019-05-06 09:44   https://www.yybnet.net/

旧烟台火车站□刘锡琋1983年8月,国务院颁发175号文件,批准撤销烟台地区,将烟台市组建为省辖市,实行市管县的体制。接着山东省政府下发了115号文件,批准烟台市设芝罘区,以原烟台市的行政区域作为芝罘区的行政区域。

大约是在这一年的12月8日左右,我接到通知,到芝罘区委常委会议室开会。参加那天会议的是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会上,王效同志代表烟台市委宣布了原烟台市改为芝罘区的决定。“市改区”后,区委领导班子在原烟台市委的基础上,按照干部“四化”的要求重新组建,人员变动较大。原市委书记王效同志调新组建的烟台市委工作,芝罘区委书记由原烟台地区行署经委副主任陈建国同志担任,区长由王树建同志担任,栾秉良同志和我任区委副书记。11月1日,新组建的芝罘区委、区政府正式对外办公。区属各部、委、办、局和各公社、街道办事处的领导班子都重新进行了调整。脱胎换骨的变革这次机构改革不是简单地成建制地“市改区”,而是打破原有的体制结构,重新组建新的“芝罘区”,因此不论是从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系上来说,都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改革之前,原烟台市拥有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市改区后,芝罘区患上了严重的“失血症”:市委确定将芝罘区所属的烟台市三电办公室、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等250个企、事业单位上收为烟台市管理,区属国营企业只剩下纸箱总厂。留给芝罘区的尽是些“手工作坊”式的街办或校办工厂,还有只花钱、不挣钱的中、小学校和公安、司法系统。市改区后,芝罘区工业总产值由建区前的12.8862亿元,一下子降到了1.5794亿元;财政收入由建区前的1.8104亿元直降至2439万元。这2000多万元除去机关、学校日常的办公经费和“人头费”(工资支出)外,还要供养大量离、退休干部,所剩无几的钱对于发展区属经济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可以说,当时芝罘区的经济体系被拆分得支离破碎,经济结构和“造血”功能已不再完整。

面对这种艰难的条件,新组建的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感到压力空前。当时的区领导班子成员大都比较年轻,年龄一般都在四十二三岁,还有三十来岁的。看到给芝罘区留下来的这点家底,大家思想上难免有些犯愁。最初一段时间,区委成天开会学习研究,对芝罘区的现状进行重新梳理,区委领导办公室的电灯经常亮到凌晨一两点钟。经过调查摸底和分析研判,区委、区政府最终确定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果蔬种植业的战略决策,并于1984年、1985年、1986年连续3年,在5月5日这天召开全区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各镇党委书记、镇长,镇办企业和重点村办企业的书记、厂长,区属企业的书记、厂长(经理)和区直部门负责人全部参加会议,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了街办企业,进行广泛发动。我记得在第一次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区里组织人员赴江苏无锡、常熟等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的先进地区参观学习、取经。会议期间,区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的意见。区委、区政府通过召开现场会、座谈讨论、督导检查等形式,进一步解放各级干部的思想,千方百计用足用活政策,推动全区乡镇企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当时,区委宣传部、企业政治部按照区委的要求,加大舆论宣传,广造声势;各乡镇、街道千方百计投亲靠友、筹集资金上项目,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热潮一波又一波。对外开放就在全区各行各业被发动起来的时候,1984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14个首批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我们烟台名列其中。此时,作为烟台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芝罘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传统而成为烟台市对外开放大潮的中心。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投资以优惠政策,中央的这一决定如同一场及时雨,给芝罘区发展经济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了充分解放思想,深入接触和了解对外开放这一新事物,区领导分三批带队组团到地处对外开放前沿的广州、深圳去开阔眼界、解放思想,感受改革开放的氛围,深入体会对外开放的意义。记得第一批是由区委书记陈建国带队,第二批由区长王树建带队,第三批由我带队。区人大、区政协的领导也带领有关部门到上海、北京、哈尔滨以及与芝罘区情况相似的潍坊市潍城区、淄博市张店区、温州市鹿城区进行考察,看他们是怎么干的,吸收他们的好经验。这些考察组回来后,都向区委提报了详尽的考察报告,为区委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经过大量的调查、考察后,全区各级领导的眼界开阔了,思路开拓了,思想解放了。区委、区政府根据芝罘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内联打基础,外引上水平”的战略部署,确定了“对外执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并专门成立了区经济开发协作领导小组,王树建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分管经济工作的我任第一副组长,荣建之、邢治义和副区长王传福、骆耀富为副组长,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为成员。同时,还聘请了有一定经济工作经验的生宝善、都本荣、于宝林三位离休老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的顾问,这样的阵容在芝罘区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为便于开展工作,经济开发协作领导小组还下设了一个办公室,为正科级单位,负责全区外引内联项目的情报信息搜集、规划、决策、组织、协调、监督和检查工作。除重大项目需经区委、区政府批准外,一般项目由领导小组或办公室批准即可。同时,确定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以经委为主,新建项目以计委为主,经济开发协作办公室负责牵头项目的内联和外引的组织工作,等项目达成正式协议后,移交计委、经委等部门。至此,芝罘区对外开放工作的领导和组织机构已成雏型。

机构建立起来以后,区委又根据我区的具体情况,确定了“以老企业技术改造为重点,积极发展乡镇企业,搞好旅游服务行业”的外引内联工作重点,充分发挥我区作为烟台市中心区的区位优势,找大树、攀高亲,积极推进外引内联和经济技术协作工作。当时,全区上下一条心、一齐上,各部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想办法招商引资,接触方方面面的人,拉项目、引资金。我记得那时候,我带着经协办、计委、经委、乡镇企业局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同志成天走南闯北,在外招商引资;区里还发动全区群众有亲戚找亲戚、有朋友找朋友、有同学找同学,四处写信,广泛联系找项目。

对外开放初期,正是新旧体制、新旧机制交替、转移的时期,新、旧两种体制和机制的碰撞经常发生。就拿工商企业注册来说,“市改区”后,芝罘区新上企业的名称不允许冠以“烟台市”;再比如,许多项目市里不允许芝罘区搞,房地产开发必须纳入烟台市的大盘子里,由市里统一开发。受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影响,基本建设项目必须是人、财、物全部平衡了才能批,这些都极大地束缚了对外开放工作的发展。那时候,市里对计划卡得比较紧,对项目审批控制得非常严,不让重复上马,只要上了第一个项目,就不能再上与之相类似的第二个项目。当时正值基层蕴藏的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大释放的时期,新上的项目非常多,如果按部就班地办,很多项目会因为不符合要求而批不下来。区里采用打政策“擦边球”的办法,先审批、再找有关部门争取支持;先有了框架、再向里面填充;年底集中搞平衡,当年平衡不了的转到下一年接着干。同时打破“有了第一个,就不能再上第二个同类项目”的计划经济时的传统理念,引入竞争机制,只要基层想干就积极地为他们办理各种手续。第二制药厂项目审批时,只楚镇党委书记王永新找到区计委,要求只要给个批文就行了,剩下的问题他们自己解决,最后就这么办了。他们拿着这个批文就干起来了。市里不让芝罘区搞房地产开发,新桥、南尧等村就以旧村改造的名义先干了起来,后来其他镇村也纷纷效仿。这些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夹缝中发展起来,有的后来发展得非常好。那时候区里各部门之间配合得相当好,互相配合,上了很多项目,最多的时候一年新批项目总投资达两亿元。当然,这些项目中有一部分干起来了,而且至今仍在发挥着很好的作用;有些项目则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夭折了。不管怎么说,当时这些做法对芝罘区经济发展的推动是非常大的,对于调整芝罘区产业结构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新世界商厦和太平洋大酒店等项目的上马,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的,可以说是引领了芝罘区第三产业发展的潮流。

建区后,芝罘区委、区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始终把对外开放放在重要位置。我记得开放不久,也就是在1985年初前后,我们就充分用足用好上级给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积极争取扩权外汇和地方留成外汇,从国外引进了20条生产线,包括饮料、食品、干洗、服装、铝合金门窗、编织袋、塑料注射机、席梦思床垫、沙发生产线等,极大地提升了区属企业的装备水平,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和出口创汇能力。此后,为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区委、区政府又针对芝罘区的优势,制定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惠政策和服务措施。1988年1月,为加快改革步伐,推进经济向外向型经济战略转移,区委、区政府召开了外向型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全区要以外经外贸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出口创汇为中心,以工业为重点,抓住横向联合和技术进步,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规模,加快实现以出口产品为龙头的产业结构的建立。到1990年,全区出口产品收购额要确保完成8450万元,力争突破1个亿,组织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大合唱”。此后,为了充分发挥港澳同胞在对外开放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加速全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3月份区政府又在深圳举办了一次港澳同胞家乡建设恳谈会,向港澳同胞系统地介绍了家乡的建设和经济发展情况,我区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发布了一些项目,恳请烟台籍侨胞回家乡投资兴业,为中外合作穿针引线。这次恳谈会受到了烟台籍港澳同胞的热烈欢迎,扩大了我区在海外的影响。同年6月,区委再次召开全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放开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胆子,着重解决好“唯上不唯实”的僵化思想以及安于现状、怕担风险的保守思想和旧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实现在对外联系、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发展出口创汇集团、用好用足用活政策和人才开发培养等五方面有新突破。在这一系列决策的推动下,当年8月,山东省第一家港商独资企业———由港商徐少楠先生投资举办的烟台东昌集团公司在幸福镇建成。9月,第一个与韩国民间合资的项目———幸福镇的芝罘纸箱厂与韩国镇海市荣海楼大饭店会长陈金斋先生合资兴建的烟台华荣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同,开拓了我国与韩国开展民间贸易的渠道。突破性进展可以说,1988年是我区对外开放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这一年,各乡镇、各企业、各部门积极实施中央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认真贯彻区委、区政府“以内联促外引、以外引内联促外贸出口”的工作方针,外向型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年,全区共成交利用外资项目29个,其中直接利用外资项目13个,为开放前4年成交项目总数的1.62倍;合同金额756.5万美元,其中引进外资461.5万美元,是前4年总数的2.2倍;间接引进外资项目16个,完成出口交货值730万元。全年外贸出口商品及收购总额完成了5551万元,比上年增长15.4%;出口创汇1568万美元,比上年增长63.2%;新增出口商品生产企业2个,新增出口产品8种,总数分别达到了32个和70种。全区初步形成了以中外合资共享经营为主、租赁和“三来一补”等形式并举的利用外资新局面。

1989年底我离开芝罘区。仅6年时间,芝罘区的工业总产值已经由建区时的1.5794亿元增加到6.9235亿元,增长了3.38倍;财政总收入由建区时的2439万元增长到7168万元,增长了1.94倍,对外开放给芝罘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本文原刊于烟台市政协编纂出版的《烟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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