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自行车

刘丕泾那些出大力的自行车上世纪50年代初，在老烟台街面上能看到的自行车，大多是全车一点亮的地方也没有的老旧进口自行车，英国的多，日本的少。那时烟台人习惯把车大梁平直的视为男式车，把大梁弯曲的称为坤车（女式车），把后轮轴顺时针转为前行、逆时针转为刹车的称为“闸轮车”（“带座的”、搞运输的全用这种车），把后轮轴顺时针转前行、逆时针转为空转且“嘎啦嘎啦”响的，称为“飞轮车”，这种车的制动装置设置在前后轮圈上或前后轴上，称为圈闸、抱闸和胀闸（与闸轮车比，其构造简单易出故障）。

中国最早把自行车用在工作上的是邮差，后来邮政的自行车使用了专用色标，自行车厂给邮政定制深绿色喷漆的专用自行车，一直沿用好多年。那时，老百姓家置办一辆自行车专做代步的，几乎没有，大多是商号里共用或做小生意的、搞运输的。他们用的自行车，全是旧式进口自行车，欧洲进口的多，车轮是28英寸的闸轮车，用的是当时有名的“飞鹰”牌后闸，大牙轮盘、大牙链子，在前叉子前面又加了一副所谓保险叉，后载物架加长加宽，四根支撑柱，在后轴两侧又加了两个小货架（可翻起或放平）。这些车子的重量是现在自行车的好几倍，所谓加重自行车。当年邮局还用过这种车子。

这些老车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轴距大，大国防和大金鹿牌自行车前轮轴中心到后轮轴中心约为126厘米，那些老车的轴距比这还要大，而现在的自行车多在110厘米左右。轴距大的车跑起来平稳，载重量大。

当时用自行车做小生意的有以下两种，一是载人运客的，当时叫“带座的”，从市区到各县市区或更远到青岛，街上还有待客点，因当时客车少，也贵。二是载货运输的，除小商小贩自运自卖外，还有专用自行车给人运货的。

现在有人要说了：小小自行车能载多点货物呀？当时听大人说，1950年烟台人往青岛运豆饼（压成圆饼形的榨过油的豆渣），一辆自行车创记录地装了8片（每片50市斤）共400斤，一路上推着走的时候多，骑行的时间少。这么辛苦负重地赶路，现在的人是不可思议的。

我亲眼见到的是运粮食的。小时候住在解放路与民生胡同交界处，那里有一些经营小磨坊的，为了节省成本，自己到农村收购粮食（主要是小麦玉米等），用自行车驮回来。有时傍晚在街上能看到粮食车队回来了———一般都是两三辆车一起走，路上好互相照应，远远望去几乎见不到人，他们在自行车的后载物架上放一大麻袋粮食，在后轴两侧小货架上又加了两小袋，为了防止车子前轮翘起来，在前大梁上又加一小袋压着，载重量都在300斤以上，人用右膀子半顶半搂着麻袋前行。因重心在后、人的位置也偏后，左手够不着车把，就在车把两端钢管上钻个孔，拴上绳子，左手牵着两根绳子来掌握方向。不管有几十里路，去时骑着车子，回来时几乎全是推着走，遇到陡坡，还要两三个人一起推上去再慢慢放下坡来。这一路上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邻居们看到后，都竖大拇指。

这些搞经营的自行车，还有一个特色：大都是在车大梁上装有一个“百宝囊”———就是一个长方形白色的帆布袋子，两侧都开口，搭在大梁上，下面固定在斜梁上，里面装的是旧车胎（内胎和外胎）、胶水、木锉、打气筒、螺栓、砂子（轴承滚珠和滚柱）及工具等等。那时别说路上，就是村镇也找不到修自行车的，再说自己修不是省钱么？那阵子的人，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自行车内胎补到不能再补了才换新胎，外胎局部有裂纹或磨平了，就剪一段稍好一点儿的旧外胎包在外面，也卡在车圈的卡口里，俗称“打卡子”，跑起来一颠一颠的。我“插”了一辆车上世纪50年代，三马路、解放路一带，经常能看到一辆旧的无链条自行车上路，当时我还一路跟着人家看，跑出去老远，觉得太神奇了，后来懂得机械传动原理了，就明白了，那就是用齿轮传动代替了链传动，即中轴和后轴处各装了一个伞齿轮，中间用了一条小齿轮轴连在一起就成了。外面有外罩子罩着。

后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在儒林街（现胜利路）委托行看到一辆这样的车送去代卖，心里真想买下来研究一下，或干脆收藏起来。可它的标价比有的新车都高，我也只能望洋兴叹了！据老人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烟台就进来了两辆无链条自行车。这两辆车出街时，想必是很拉风。

烟台市解放后，有一家名叫生建的铁工厂，出过自行车车架子、车圈等零部件，后来也出过整车，就叫“生建”牌，整车坚固耐用，只是当时设备落后，车架子各部平直度不行，车圈的圆度不精确，车子跑起来有跑偏现象，产量很少。再后来，又成立了烟台自行车厂，生产的数量不大，品牌知名度也不高。后来生产一种“飞蝶”牌20英寸小轮自行车，红火了一阵子。1952年，公私合营青岛自行车厂生产出来脚闸“国防”牌自行车，当时分载重型（俗叫大国防）普通型（小国防），年产量才900多辆。1964年，青岛自行车厂生产出了“金鹿”牌自行车，也分载重型和轻便型。不过当时购买载重型的多，轻便型只是在城市有点销路。那年代，特别是在农村，谁家能买到一辆新的大国防或大金鹿自行车，那简直了不得，不光是财富的象征，还是车主“有本事”的象征，因为很难买到，后来要有“车票”才能购买。

1962年，烟台的商店里突然摆放了一批崭新的大国防自行车，随便买，只是原零售价147元一辆改为560元，标价牌上标的是“议价”，也不知是和谁议的，反正民众是没有参加议价的。那批车子，农民买的多，只因当时大萝卜、地瓜太值钱了，提一个大萝卜到城里卖了，能到大馆子吃喝一顿，而收入菲薄的城里普通职工就不用惦记了。到1963年，自行车又恢复了零售价156元，但是又得要车票了。那票都掌握在百货批发站、供销社等实权派的人手里。后来，街上就出现了倒卖车票的，粮票、布票、缝纫机票等都有倒卖的。

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1964年拼装起来的，烟台人管这叫“插”辆车。那不是整车出厂的，得找熟人到车辆修理铺，这牌子的一个零部件、那牌子的一个零部件拼装在一起，有时也用些副品零件，反正就是为了省钱么。

我插那辆车，花了110元左右吧，挺好，就是容易跑偏。就是这笔钱，也是我东凑西借，倾其所有。因为我太爱好自行车了，当然也是实在需要这么一辆车。我在建筑单位干，工作地点不固定，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后来到栖霞、蓬莱、龙口等地施工，节假日要回烟台看老妈，为省路费就骑着自行车来回跑，反正年轻，气力和汗水不值钱。一般平均每小时骑40里路，也算挺快的。

那时都是沙土路，一路埋头骑行太枯燥了，我就数数公路两边的里程碑，小的100米一个，大碑1公里一个，两个小石碑之间100米，我蹬脚踏22圈（大牙盘）。那时真想买辆大国防或大金鹿车，但囊中羞涩，毫无办法。

我常常到商店看自行车，看得多了，车的外型、结构等都装在脑子里，后来，我练就了一种“神技”：隔得老远，瞄一眼，就能分辨出哪辆是大国防、哪辆是大金鹿，因为这两种车长得几乎完全一样，所以朋友们都服气。哈，现在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啦，可以公开我这“神技”的谜底了：大国防的脚踏杆的截面是长方形的，大金鹿是椭圆形的———大国防比大金鹿强就强在这一点，摔倒了不易变形。没有什么能取代它说起学骑自行车来，也有点小故事。

小时候，邻居家有辆老旧自行车，他家两个大姐学骑时也拉着我一起，可我只学会了半拉本事：一只脚在踏板上、另一只脚蹬着地前行。可能是我的运动天赋差，那种从车架子的空当（男式车）插过一只脚骑行（老烟台人叫插腿骑）的方式，我始终也没学会。直到上初中时，我借用同学的自行车才学会了骑车。

记得1959年，有个同班同学家里条件好（父亲是船员），买了一辆崭新的上海产“凤凰”牌飞轮车，当时在烟台一中校园里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俩很要好，他为人也特大方，对我说：“你刚学会不熟练，用我的车到操场上去练吧。”我就试骑了一次，就再也没去借用了，我心里有数，我家不但买不起那辆车，一旦摔坏了，修都修不起啊！有事用车还是借另一个同学的一辆旧车吧。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不单是主要交通工具，还成了结婚必备的“三大件”之一，在当时也是愁坏了多少父母啊！不过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就已经成了世界自行车大国，产量、保有量、出口量都是世界第一了。街面上，尤其是上下班的时间，挤挤挨挨的自行车汇成滚滚车流，清脆的车铃甩在身后，中国人的清晨和傍晚，定格在镜头里，镌刻在记忆里。

进入21世纪，自行车的功能、式样、构造、材料都发生了变革，它再不是主要交通工具了，但它并未淡出生活，因为在城市里，它还是当仁不让的绿色出行方式，很多人对它仍然不离不弃，骑车健身的队伍似乎还在壮大。如今，自行车的品牌之多让人目不暇接，材料也越来越高档，老自行车无非用的是A3钢、20号钢，进口的最多用到45号钢就不错了，现在的自行车，用的是铝合金、钛合金、锰钒钢、锰钛钢甚至连碳纤维都用上了，特殊材料的高档车售价也昂贵，几万元一辆的也不稀罕。

时下，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遍地开花，在动辄堵车的城市道路上，自行车再次笑傲江湖，相信骑行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至于活在记忆里的那些老自行车，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它们的地位，它们与我们的人生联结在一起，甚至成为人生的一部分，掺杂着汗水的味道，当苦涩与欢愉都成过往，唯有它们在记忆里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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