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年日军切断滇缅公路为打破封锁中美联合开辟了

核心提示

1942年，日军切断滇缅公路。为打破封锁，中美联合开辟了一条跨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空中航线，也就是“驼峰航线”。

从1942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几乎每天都有近百架飞机在喜马拉雅山上空往返穿梭，24小时换人不换机地飞行，不计代价!这是一条空中生命航线——共为中国战区运送85万吨战略物资、战斗人员33477人，有力保障了抗战。

在这条航线上，美军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牺牲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80%；前后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CNAC)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

抗战期间，为打破封锁，中美联合开辟了一条跨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空中航线，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驼峰航线”。

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航线？在那风云变幻的雪域高山之间来回飞行的又是怎样的英雄？9月17日，记者有幸在成都见到了以“驼峰机长”陈文宽与彼得·古蒂尔为首、来川访问的驼峰飞行员及其后代一行17人，并在“驼峰航线”抗战机群曾经的集结地——成都新津机场聆听了英雄的故事，一睹英雄的风采。

□杜蕾 本报记者 刘淼淼 文/图

他是中国最早的“驼峰机长”

他创造了用一架DC-3飞机（标准载客22人）成功载客78人的世界纪录，被国外誉为“最伟大的飞行员”

9月17日上午，在中国民航学院新津分院的校史陈列室内，一位99岁的老人手拄拐杖、认真观看挂在墙上的飞机航线图；布满皱纹的脸上，仿佛还能看到喜马拉雅山风霜雨雪洗礼过的痕迹。陪同人员怕老人体力不支，送上轮椅，却被老人摆摆手拒绝了。他，就是陈文宽。

这样一位外表普通的老人，却是中国航空公司（CNAC)的第三位华人机长，他的许多英勇事迹均可载入史册：1941年底，他执飞驼峰南线；1942年，他创造了用一架DC-3飞机（标准载客22人）成功载客78人的世界纪录，被国外誉为“最伟大的飞行员”；同年7月，他与潘国定、华祝三人机组成功探索从新疆绕过缅甸直接进入印度的驼峰新航线，尽管后来未被采用，却也是史上空前的一次探索。

提起陈文宽的传奇，就不得不提他惊人的“超载”纪录——1942年5月，陈文宽驾驶一架DC-3飞机从重庆起飞，送几位神秘的美国人前往印度，中途在缅甸降落，正遇上日本攻占密支那，许多缅甸难民为躲避日军炮火涌进飞机。机舱被挤得水泄不通，陈文宽将最后几个人塞进去，关上舱门，发动了引擎。

当飞机重重地降落在加尔各答机场跑道上，他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标准载客22人的飞机，居然塞满了72人，而副驾驶在例行检查中打开行李舱，发现还有6名缅甸人已经酣然入睡。而乘坐陈文宽飞机的美国人中，还有一位特殊人物，那就是不久前率领16架B-25轰炸机轰炸日本东京、在中国沿海迫降后辗转到重庆的杜立特将军。

“在您的飞行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一位年轻的飞行学员带着崇敬的目光向陈文宽发问。老人眯起眼睛陷入了回忆：“那是1945年，我从加尔各答飞往昆明，由于要避开日本飞机轰炸，我们选择在晚上飞行。那晚遇到了暴风雨天气，飞机的油也快耗尽了，而地面连无线电导航也没有，找不到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苦苦地坚持飞行，好不容易看到地面的亮光，才看到了一丝希望。”末了，他幽默地补充了一句：“等我下了飞机赶到食堂，饭都没了。”

尽管老人的语气是那样轻描淡写，但生死一瞬间的经历已足以让闻者唏嘘。几乎所有的驼峰飞行员都经历过这样的生死考验：喜马拉雅山的崇山峻岭，变幻莫测的气候，当年飞机有限的性能，缺乏通讯、气象、导航保障，再加上日本战斗机的阻截袭击，让这条航线变得无比悲壮——每位飞行员从起飞那一刻起，也许就做好了永远无法平安降落的准备。

他们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所有驼峰飞行员从第一次飞越驼峰开始，就会坚持飞到飞机坠毁为止。

驼峰航线到底有多危险？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它：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驼峰航线！

“在驼峰航线上，几乎每天都有飞机损失。”花费7年时间撰写小说《驼峰航线》的青年作家刘小童告诉记者，但所有驼峰飞行员从第一次飞越驼峰开始，就会坚持飞到飞机坠毁为止。“他们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与那些不幸牺牲的战友相比，伊芙·科尔森女士的父亲、驼峰机长厄歇尔·埃尔伯特·库尔森相当幸运。1944年9月1日，他驾驶中国航空公司（CNAC)飞机从宜宾前往缅甸，经停云南驿加油后再起飞，估计可能是汽油掺水致两台发动机出了毛病，不久即在缅甸北部燃烧坠落，同机报务员当场牺牲，副驾驶至今失踪。

“父亲在我7岁时去世了，从他撰写的经历中我得知，飞机坠毁后他落在丛林的树顶上，历经艰险，甚至吃蚂蟥维生，6天后才被缅甸边民所救。”伊芙·科尔森告诉记者，她为父亲的勇敢和意志力感到骄傲。

克雷格·陈谈起自己的父亲陈齐发就关不上话匣子。作为在加拿大出生的第三代华人，陈齐发参与了驼峰空运的全过程，到1944年1月已经飞行了419个起落，是驼峰飞行次数最多的机长。

“他无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日军的子弹把他坐的椅子都打穿了，但他安然无恙。”克雷格·陈骄傲地告诉记者，他的父亲从未感到害怕。“如果你知道你在做正确的事情，你就不会害怕。”他还兴致勃勃地讲起了父亲躲避日本战斗机的技巧。“唯一可以躲避的方法是俯冲，因为DC-3飞机比日本战斗机坚固很多，如果日军的飞机也俯冲，肯定比我爸的飞机先粉碎，所以他们只好放弃追击。”

陈美兰女士的父亲陈瑞钿是美国王牌飞行员，曾击落6架日本飞机，1943因空战负伤，1945年加入中国航空公司(CNAC)。“1943年父亲与日军战斗时飞机被击落，他身上严重烧伤，后来被送回纽约的医院进行了多次外科手术。他本来很帅的，但从此全身布满了伤疤。”陈美兰回忆说，在父亲康复之后，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加入了飞越驼峰的英雄行列。“为什么选择回来？”“他是美籍华人，他热爱中国，他要回来帮助中国人民对抗日本侵略者。”

重寻英雄当年足迹

成都东较场附近可能就是要找的地方。了解历史才能记住历史。

此次来四川，驼峰飞行员的后代们都各自怀揣愿望。伊芙·科尔森告诉记者，她的父亲生前一直想再回中国，但很遗憾没有实现，她这次回来是要完成父亲的心愿；克雷格·陈则表示，此次来中国就是希望更多人了解父亲的英雄事迹。而南希·艾利森·莱特女士有一个特别的愿望，那就是重寻父亲当年首航成都的降落之处。

1933年，成都到重庆的客运航班开通，南希的父亲欧内斯特·艾利森是最早从重庆飞到成都的机长。南希和她父亲的同事陈文宽都想找到当年飞机首次降落的地方。据他们描述，降落的位置大约在成都的东部，附近有一堵很高的城墙，有一所教堂、一所教会办的医院，还有练兵的训练场及一个公园。时隔70多年，仅凭这些模糊的记忆已经很难确定具体的地点。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相关媒体的报道以及市民的热心帮助下，他们得到了宝贵的线索——成都东较场附近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16日南希等人已前往该地考察，除了早已看不到城墙以外，周围建筑基本与描述吻合：顺着东较场街往南走，在四圣祠北街就是基督教恩光堂，旁边是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的前身是四圣祠医院，的确是教会创办。至此，南希的心愿总算达成了。

“我们要记住历史，并且让后代知晓。”谈起驼峰航线和此次老飞行员及其后代来川，著名的中国航空史专家、89岁的老人陈应明有很多话说。“当年同盟国向中国运送各种战略物资全靠驼峰航线，如果没有它，中国的抗战够呛！”他摇头叹息，这条航线太危险，牺牲了很多人，但当时是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驼峰飞行员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飞，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尊敬！”他对当代年轻人表达了两点希望，“了解历史，记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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