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晚清那弯残月（上）

□ 薛元敬

残月如钩，在宁静浩淼的天空瑀瑀独行，扑朔迷离的月光，伴随窸窣的竹叶，朦朦胧胧的，舒展着大自然的神秘。独步月下，我不由又想起先祖那残月般的人生。

先祖讳焕，字觐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残月夜，在小学任教的八姑母红肿着眼来到我家，很紧张地告诉我父亲，说是又有人在说她是因出卖大清海防图《梅花桩》给外国侵略者被皇上杀了头的两江总督薛焕后人。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一个“另类”足以给整个家族带来灭顶之灾，何况还是因贪美色而被砍了头的卖国贼？我父亲脸上现出难以形容的苦笑，摇着头，默默听着八姑母哭诉，没一句安慰的话，唯望着天上那弯残月发出一声长叹：“唉，今人不识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月要是能说话多好！”

我隐约觉得觐堂公就如那弯带着黑斑的残月，是一个“不光彩”的人。因不愿去揭父辈的伤痛，我没勇气去探索觐堂公的人生轨迹，更没勇气去父亲那儿寻找解开觐堂公与《梅花桩》的密码。

但人生在世，很多事情是回避不了的。因宜宾姓薛的人不多，其祖籍又多在赵场。有的人一听我姓薛，便会好奇地问我是否赵场人，并带着用鄙夷掩着艳羡的表情告诉我：赵场在清朝时有个大官儿名叫薛焕，为两江总督时，外国侵略者为打开进入长江的海关，将外国美女金氏送给他为妾换取《梅花桩》海防图。东窗事发后，被皇帝砍了头。当他遗体被运回宜宾赵场古木湾安葬时，因无头，只好做个金头来代替入葬。因是个贪官，给后人留下富得流油的万贯家产。这些人讲完后，往往还会装着不经意的样子瞟瞟我的长相与穿着。

还有人活灵活现地告诉我说，那个贪官薛焕带着贪污的八船黄金逃回赵场老家，他的岳父赵秀才硬是敲诈了他四船去。为此，赵场的赵、薛二家由世代姻亲变为世代冤家。

也有人说，那个卖国贼薛焕带着出卖梅花桩得来的黄金与金夫人，刚逃回赵场古木湾，皇上派出的“锦衣卫”就追来了。薛焕吓得抛妻弃子，躲进观音堂当了和尚，但仍被发现了，被“锦衣卫”用“血滴子”取了头与手带回京城交差。家人待“锦衣卫”走后，将他贪污的黄金铸成金头与金手装在遗体上埋入墓中，为此引来全国各地不少盗墓贼。只因墓内机关重重，至今无人能入内。

不管晚清是否还有“锦衣卫”，也不管外人如何传说，在我面前，父亲总是矢口讳言祖辈之事，也矢口否认我们是赵场人，更没对觐堂公之死作任何解释。

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九八三年，连我都快作父亲了，病重的老父趁无旁人，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家确实是宜宾县赵场薛氏后人，按薛氏五行相生字辈计算，我是木字辈，是觐堂公的五世孙。我的下一代属“火”字辈，千万不要取名“焕”字而触先祖之讳。

虽在意料之中，但我的心情仍很沉重。作为后人，我虽不希望觐堂公是一个贪图美色而出卖国家利益的贪官，但众口铄金，加之文革期间出版的《辞海》《中国近代史辞典》这些权威性典籍，以及一些“现代史学家”对他带贬义的文字，我不能不信。

不过到底是自己先祖，我开始关注有关觐堂公的文字，并悄悄到图书馆与档案馆查阅觐堂公出卖《梅花桩》的史料。但我查阅了不少资料，在中国近代史上连一个与“梅花桩”相似的事件也没有，我实在找不出丁点觐堂公因出卖《梅花桩》被皇上砍了头的文字。相反，我在《清史列传》中找到觐堂公是致仕后病死原籍的文字，并在《续清碑传集》中找到觐堂公“卒后二月，大学士直隶总督李公入告，追论其力守海滨以待援师之功，请以侍郎例议恤，奉旨允准”的文字，充分说明觐堂公是寿终正寝并得到清帝封赐的。

这让我看到两个截然相反的觐堂公：一个是传说中因出卖海关被砍头的贪官，一个是因“力守海滨以待援师之功”被封赐的有功之臣。这二者到底孰真孰假？

老父长叹“今人不识古时月”的结症难道就在这里？或许，所谓的《梅花桩》卖国案，仅是一个传说？

为进一步解开心中谜团，我开始在国内外搜寻觐堂公相关史料。不想这一搜寻，其结果竟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就如沿着一弯冷清的残月的轨迹，沿着《清史稿》《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澳门专档》《上海市志》《叙州府志》等近代史籍中有关觐堂公的文字组成的线索，我看到了一位忍辱负重的洋务先驱者：

觐堂公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出生于四川省叙州府宜宾县黎汤乡（今宜宾市叙州区赵场街道）古木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举后，由江苏金山知县一步步升迁到头品顶戴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总理衙门大臣等职。为宦三十余年，所处年代正是中国两次鸦片战争与国内战乱不断时期。在这长期内忧外患饿殍遍地的晚清，觐堂公认识到，要复兴中国就必须打破朝廷闭关自守国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自强。在国人普遍还没认识到洋务的重要性且斥西术为“西夷淫技”时，觐堂公就已悄悄在上海率先实施“师夷长技”，并因“熟悉夷务”，成为中国首任专职洋务大臣，巧妙地周旋于各列强国间，解决了朝廷不少棘手的外交事件。

觐堂公为国事常与各“夷酋”交往，为此遭受不少视外交为“事鬼”的清流攻击，加之在弹劾大臣吸食鸦片时，又得罪了一些权贵，曾被清廷以“讦人阴私”罪，降五级处分。但正是在这被处分的同治三年四月（1864年5月），他忍辱负重赴天津办理中国与葡萄牙签署的《中葡贸易条约》换约事宜。当他发现条约的第九款会使中国丧失领土澳门主权时，不怕得罪已在条约上签字的钦差及相关权贵们，与葡使力争，坚持修改这中国尚未用玺，但葡萄牙已单方公布并在序言中宣称“澳门的独立已通过此条约得到了确认”的条约，成功地阻止了葡萄牙让澳门“合法地”沦为其殖民地的阴谋。

但觐堂公并非一味含泪陪笑与“夷酋”周旋，也有光芒四射之时：为上海道时，当他发现英国奸商安德烈·康诺利雇佣美国犹太浪人号船贩卖中国劳工，在广州沦陷、英法联军正威逼京、津、沪的弱势下，不顾自身危险，立即登船制住英国奸商，并义正辞严地致书美国领事抗议。既没使战火延续，又伸张了国威，保住了大批被当作“猪仔”卖的中国人，为“清流”们称道。

紧跟着，在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八日（1859年1月21日），因朝廷与各国签署的“夷船入江”条约还未生效，任何外国船只皆不能进入长江。身为江苏按察使署上海道的觐堂公得悉美国商船欲在武装护送下强闯长江口，不顾朝廷派出的钦差已经同意夷船入江，立即上书两江总督何桂清请求下令制止，并强硬地要求镇江守军“排列炮船劝阻”，并赶到上海美国领事馆，严厉地以国际公法迫使美国驻华特使觅威良撤回船队。应该说，这才是《梅花桩》事件的真相。

觐堂公勇为天下先，还表现在他致仕之后，联合四川乡绅上书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力争其支持，由民间自筹资金在成都创建今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尊经书院，并首任山长，打破八股文禁锢，在四川开创了学以致用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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