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任何时候都不迟

编者按：读书不觉春已深。在“4.23世界读书日”这个书香如春风飘荡的日子，本刊特别邀请了几位“爱书人”，从不同的角度，共话读书心得，同抒爱书心声。这些作者中，有宜宾知名的作家，有中学授课的教师，有热爱闲暇时读书的公务员，也有普普通通的市民，但在阅读中，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同样的滋养，他们的精神同样的舒展。有道是，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让我们打开一本书，端起一杯清茶，守一方清静的角落，静静感受读书的乐趣。

由于家教，小学时年年三好学生。“三好”中间的一“好”是功课好(或叫学习好)，功课好就是当背的课文要背得（还要比别人背得快），作文算术要进前五名等。原想就这般地一直读下去，小学过了初中，初中读了高中，高中念了大学。哪晓得，小学最后一年，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般骤然而至。于是辍学，于是两年后读初中，初中又因林彪事件，三年初中读了两年半就当了知青。知青四年后推荐进了一所中等师范，然后乡间教书，然后阴差阳错地进了机关。从这一简历一看，我就是一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人。不过，还好，即使是知青也没有丢掉书，虽然，读的是油渣子般的《七侠五义》《彭公案》和手抄本《少女之心》，毕竟还算在读书。师范两年，读完了学校图书馆里的高尔基和鲁迅的书，接着在一个前不挨村后着店的公社完小教书。农村的完小，下午三点过后便清静了下来，寂寂一人，只有读书打发漫长的光阴。那时年轻，也有些浪漫，甚至与邻县深山里的一个同学比一学期能背多少首唐诗。或许，不算读书种子的我，买书和读书由此成了一种必须品。即使是在后来繁琐的机关日子里，翻动书页也是我业余时光的重要组成。当然，这样的简历，看似读书，其实既无系统，又无师承。

于我来讲，有无童子功不重要、有无师承也不重要。只要在读，只要不间断地读，任何时候都可以的。

五十岁后，我还是在心里稍稍给自己订了订计划，什么时候看完“四书”，什么时候读完加缪，什么时候去动《尚书》，什么时候去读尼采……直到有一天，我和一友说，我读完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时，友友都有些诧异：某人什么时候整这个天书般的东西了？！如果以七十岁是生命的重大节点，那么五十岁开始认真读书，那真真的算是迟了！《曾文正公集》里就说过：“老年读书，如旱苗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虽勤无益”。我们知道，曾国藩作为晚清重臣，在同光年间，不仅是战功赫赫的封疆大吏，而且也是洋务运动的筚路蓝缕者。晚清一季，曾的文治武功，几乎无人出其右。曾早年是一位道道地地的读书人，六岁读书、八岁诵五经、十四岁读《周礼》、二十七岁中进士。从《曾文正公集》知道，这是一部文人兼官员的自传体文学，从曾的成功（当然也有许多失意）和曾的经验（也有曾的教训），年少读书自然远比老年读书要有益得多。从“正能量”看，这话大概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曾氏版本。也就是说，这话实则是对后生们的希望：发蒙始就得努力学习，不要等到“旱苗已枯槁”时才来读书。这当然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经验与教诲，不过，“老年读书”“虽勤无益”却不尽然。《三字经》不就唱道“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二十七岁对于那时读书的人来讲，确实算是高龄了，从苏洵只有五十七岁的生命看，二十七岁更是高龄。这样一来，曾的“老年读书”“虽勤无益”，不知是出于对于老年生理衰退的恐惧，还是对老年读书与仕途无关的悲观？

前几天与一友喝茶时，正好谈到读书。即便读书，人与人是不同的。其实读书是很私人化的，什么“必读书”之类的，什么“正能量”“负能量”的，显然与我没有关系。高雅也好，通俗也罢，经典也好，时文也罢，凡书皆可读的。再就是，老了，也需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发愤，也许正是因为走进老年，读书便可能变得来没有功利。用不着刻意，用不着与人争输赢。在读书中，学会尊重常识，而非刻意追逐“书中自有黄金屋”；在读书中，觉得书有情有趣，而非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更用不着“为天地立心，为众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样的读书人，一千年间恐三、五人而已。我等凡人，别说不可及，想，或许都是一件荒唐的事。

就我来讲，从读书到写书，那是另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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