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学何以成了新的时尚？

文/宗城

从电影《铁西区》《白日焰火》，到小说《冬泳》《平原上的摩西》，再到红极一时的“神曲”《野狼disco》，转眼之间，东北文艺红了起来。之所以说它们是“东北文艺”，是因为它们都是由东北作者创作出、具有浓厚东北地方特色的作品。比如《野狼Disco》是长春音乐人老舅创作的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曲子追忆九十年代的东北歌舞厅，青年男女伴随港台流行乐蹦迪的热闹景象。又如小说《冬泳》《平原上的摩西》，都与市场化改革时期，沈阳小人物的命运有关。

在这其中，对东北文学的讨论度，近乎成了文学界的半壁江山。饭局里时不时有人问，你对东北文艺复兴怎么看？或者就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的小说聊起来，然后媒体也来凑热闹，把这三位作家统称为“铁西三剑客”。 

东北文学何以成了新的时尚？对东北文学的命名和相关作家的归类合理吗？ 

针对这个问题，不少评论家发表了看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东北文学是为沉默者发声，因为它书写了那些在改革大潮中旁落的人群，感人至深，所以引起共鸣；另一种，来自于批评家张定浩。他在受访时曾说:“很多东北叙事，比如班宇的书籍受到追捧，多是因为很多读者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他们更希望看到一种陌生感的经验，但这个经验并不代表“好”。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书写，我们往往对其降低文本上的要求。”

在我看来，东北文学的走红，或者说“东北叙事”的走红，并不是因为陌生，而恰恰是因为熟悉。准确来说，我们的媒体、电影在这几年，已经建立了固化的、熟悉的东北印象——那些大雪纷飞的夜、下岗的职工、凋敝衰败的群像，迎合了人们对东北的想象。正是因为市场已经生成了这种熟悉的“异域”风情，才有了当下东北文学所谓的“陌生感”。 

实际上，在此之前东北的文学并未旁落，只不过它不是以群像的方式，没有被圈定在一个东北的术语里。作为个人的作家，比如我们熟悉的迟子建，她的小说，和固化的东北印象很不一样。固化的东北形象，是一个衰败、荒凉、小人物走向悲剧的图景，这其中，下岗、凶杀案、国企改制、底层人物是关键词，但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既有这一面描写，也有对东北山川风物、地理历史的书写。比如在《白雪乌鸦》中，迟子建书写了一百年前的东北，借医生伍连德抗击鼠疫一事，细致入微地呈现了清末哈尔滨的众生百态。再如小说《候鸟的勇敢》中，迟子建无意做简单的赞颂或声讨，她认为：“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但是，喜欢一个人，会“爱之深，责之切”；喜欢一个地方，同样如此。因为深爱那片土地，它光明背后的“阴暗”一面，也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

衰败、凋零，它是东北吗？我的看法是:它是，但不全是。质疑这种印象，并不是说它不真实，而是说，在文学这个允许一切可能性的国度，对东北的呈现，也不应该被一种单一的、简单的印象，哪怕它是道德上更高的，所笼罩。多年以前，赵本山作品的印象，被外省人视作对东北的印象，如今，一种挽歌式的印象，成为了新的刻板印象。诚然，当一个作者书写贫困的小人物，描写时代变革中旁落的群体，这是一种社会关怀的体现，在大众的道德评判里也更讨喜，但文学与道德有关，却绝非可以完全用道德评价的存在，我们不能说哪部作品更有社会关怀，它的文学性就更高，这是两码事。所谓文学，最后决定它生命的是文学价值，而不是道德姿态，《金瓶梅》不歌颂仁人志士，写的无非是世间百态，但它文学价值出众，所以被留了下来。很多小说在道德姿态上很讨巧，但缺乏文学性，注定是速朽之物。谈文学，之所以强调这点，不是说关怀底层有错，而是要警惕一种道德评价凌驾文学评价的做法，这世上从没有亘古不变的道德，更不缺乏迎合正确姿态的人。但请冷静，文学就是文学。 

这也是为什么，我并不喜欢草率地捆绑几个作家，到东北文学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另一些不符合媒体印象的作家，被剔除了。尽管他们在文学上差距并不大。 

东北文学的走红严格来说不是因为文学上的，或者说文学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等人的写作高度并没有超越迟子建，也没有说比同代第一流的作家高出一筹，他们是新一代青年作家的佼佼者，但他们的作品走红，说来也是“时势造英雄”。

因为他们在作品中书写的东北哀歌，那些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的书写，早在《白日焰火》《钢的琴》等电影播出时，在传媒报道东北下岗职工境遇的早几年，这类伤痕叙事已经在大众里有足够沉淀，大众理解它，也在道德上同情这个题材，所以，当它们集体被写入文学，以一种抒情化的、镜头感充分的语言呈现出来时，读者就容易被打动。 

在这些作家的叙事中，我们通常会发现:发生在贫困者间的暴力成为作家关注的重点，他们也试图书写与时代剧变紧密结合的人物，让小说的意义不局限于自身。他们的小说里有一团化不开的迷雾，那是“一种温饱基本得到保证之后的贫困，一种很容易被社会、尤其是被富人和中产阶级有意忽略的贫困”（文学批评家李陀语）。

事实上，这个现象不只发生于文学圈，几乎整个文艺界都流动着这一变化。它的表象是作家对中产阶级叙事的不满，背后是一代写作者呼吁叙事革新、眼光放开的诉求。在一个新旧变革的关口，作者们深刻感受到了不同阶层的矛盾，意识到规范的中产阶级叙事对他者的忽略。文学界的《冬泳》《逍遥游》《仙症》《杨广义》和《巨猿》等，电影界的《血观音》《风雨云》《暴雪将至》《白日焰火》《大象席地而坐》，那些勇敢的创作者，都选择了直面现实，践行着新的叙事语言尝试。他们不再回避撕裂，也不再粉饰伤痕，而是把明明白白的东西摊给读者（观众）看，在最彻底的拒绝中，回应这一代人的创伤。 

但是，如何在书写这些故事的同时避开猎奇的陷阱，在呼应现实的同时避免对读者趣味的过度迎合，可能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对已经成为时尚的东北文学，不必捧杀，却也无需急于太早下定论，它还年轻，需要很长时间沉淀，而我们所能做的，是冷静过后的阅读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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