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

在我寻觅古关隘的目光和脚步所及，有一座关隘实在令我纳闷，它让人完全忽略了它作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害之地的功能，它的魅力有别于“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悲壮，有别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羁绊，而是体现了一种刚直不阿、自由不羁的精神境界。它，便是广西玉林市的鬼门关。

鬼门关又称为“天门关”，历史上，鬼门关与天涯海角齐名。它位于北流市区西7.5公里处（今北流镇甘村），是一道由泥盆纪灰岩嶂林对峙而成，高170余米、宽10余米的天然关隘。在玉州区交界处，是南流江和北流河的分水岭。明宣德五年（1430年）四月在关崖上刻有楷书“天门关”三个大字。

鬼门关久负盛名，它曾经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水陆交通枢纽，是中原通往岭南西南部的必经之路。据记载，周武王十年（公元前1054年），越南中部的越棠，向周王室进贡白雉，使者从越南出发，沿北部湾海岸向北航行，至合浦上岸，取陆路经鬼门关北上至周都城镐。秦汉时期，北部湾港口有一条通往中原的便捷之道：从南流江转道北流河，经西江、桂江、灵渠、湘江、长江、汉江北上，而从南流江转道北流河必须登陆经过鬼门关。汉武帝时派遣使者出海，经过北流、合浦、广东徐闻和今越南北部的日南港，经马来半岛南端，沿马六甲海峡向西北越过安达曼海，到达缅甸，然后继续航行到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这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而从北流至合浦之间必须登陆经过鬼门关。

如果鬼门关的意义仅仅停留于此，这个边鄙小关很难雕刻在中国文化史上，它名垂青史是因为它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贬官符号。历史上的鬼门关，地势险恶，林木阴森，瘴气弥漫，大批被流放的士人悲悲戚戚地从此经过，他们承受着严重的物质匮乏和尖锐的文化断裂，不管身体还是心灵都彷徨无依。鬼门关骇人的名字和荒凉阴郁的景象加重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只能用诗歌来进行自我救赎，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我们被诗歌拯救。拯救世界也许为时已晚，拯救个人却始终存在着机会。”

于是，被流放的士人把孤苦无助的情绪倾注在对鬼门关的描绘上，“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唐·李德裕）“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夕宿含沙里，晨行冈路间。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地，西南尽百蛮。”（唐·沈佺期）“自过鬼门关外天，命同人鮓瓮头船。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嶂无梯问杜鹃。”（宋·苏轼）鬼门关在流放诗人的长吁短叹中变得凄凄惨惨。

公元1637年，鬼门关再次迎来了伟大的脚步，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慕名而来，他用冷静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鬼门关。“北流之西十里，为鬼门关。二石山分支耸秀，东西对列，虽一为洞天，一为鬼窟，然而若排衙拥戟以卫县城者，二山实相伯仲也。”徐霞客用理性的分析代替了流放诗人感性的自怨自艾，然而，通过他们不同风格的文字表述，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精神历程上的共通性，那就是“生活在别处”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同时成为鬼门关的文化性格。

“生活在别处”原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一句名言，海德格尔、歌德、昆德拉均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句话成为一种生存哲学的隐喻，即“边缘”的空间位置。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精神的解脱。

流放诗人在政治坐标系里一路下跌，但在文化坐标系里却一路上扬，失意的人生造就了他们深厚的危机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得他们在思想感悟的深度上超越同时代人。现实的磨难让他们在精神上颠沛流离，他们所练就的对生命的体验，和他们的作品的高度、力度是一致的。

如果说，流放诗人是被动地接受放逐，那么，徐霞客则是主动地进行精神流放。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是大地上的异乡人”，直言了人在本质上的无家可归的状态，只有人在旅途，才能够发现自我。流浪成了徐霞客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成了他最高的美学原则，他的离别，其实是一种精神开拓。

由于中原地区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所以它的文化脱离不了政治伦理的桎梏，而庭院深深、温婉如玉的江南用它的缠绵把文人羁绊，只有相对蛮荒的岭南，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的实用理性，摆脱了温柔富贵乡的恋恋不舍，培育了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鬼门关的荒凉阴郁是一种加速度，把经过它的文人们推向了绝对的孤独，从而获得了生命的最高体验。

异乡的新奇与故土的亲切，漂泊的欲念与回归的意识，这个人生悖论是魅力隽永的，让人一嗟三叹。也许，只有把流浪视为一种美学的人才能够领悟到“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高远的境界。站在鬼门关遗址前，我不由得想起荷尔德林的诗：

他们像酒神的祭司，

在神圣之夜走过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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