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母校 开通巷小学

旧时开通巷陶浒 绘

□高栋

生活过多年的开通巷一带正在实施拆迁改造，我专门回去了一趟，物是人非的旧址令人思绪万千，勾起对母校开通巷小学的回忆。

开通巷小学坐落在开通巷中段，有二百多年历史，抗战时期一度搬到长安县，抗战胜利后迁回原址。当时，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开通巷附近，如东厅门、社学巷、卧龙寺巷、柏树林和兴隆巷等。无论是师资力量、地理位置，还是校园规模、教学设施等软硬件方面，在上世纪60年代的西安市碑林区教育系统都属一流。

校园是一座很大的四合院，校门坐西向东。从校园进入南拱门后，有一栋坐南向北一字形的二层教学楼。该楼始建于1964年，其工程设计图纸是开通巷12号我的同班同学王凤群家院子一位邻居设计的，该楼是四、五、六年级的教室。校园南院还有一栋教师联合大办公室。从校园北拱门进入后，有几排规划整齐的青砖灰瓦平房式的教室，是一、二、三年级的教室。在北拱门往里靠北边，还有一个小独院，有20多间老式平房，是教工宿舍。校园西边与卧龙寺相邻且共用一堵围墙，与西安碑林博物馆仅隔一条马路。校园西院的后边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和联合器械运动场地。在教师联合大办公室旁边有一棵老槐树，在树的分叉上挂着一个铸铁的大铃铛，每天上下课时，都由门卫王伯伯按时拉动铃铛，发出响亮悠扬的铃声。

我是1961年9月至1967年9月在开通巷小学上学，记忆中有几位老师至今难忘。

班主任王丽珠老师是西安市人，高高的个子，梳着两条大辫子，好像是刚从院校毕业走上教学讲台，她讲的语文课富有感染力。记得有一次，王老师留的作业是让大家将《红鼻子哥哥和蓝鼻子弟弟》这篇课文书写3遍。那篇课文我现在背不下来了，但却牢牢记住了红鼻子哥哥给蓝鼻子弟弟说的一句话“斧头比皮大衣要暖和得多”，这句哲理箴言让我受益终身。

教算术课的郭月娥老师是陕西人，她讲课时声音洪亮干脆，对学生的要求也最严厉，对上课说话或不认真听讲的，就用教鞭在其文具盒上敲几下给予警示。因此，一些学生的文具盒上都留下了许多小坑。

音乐老师孙超正是山西人，出身于音乐世家，大高个，国字脸，人帅，手风琴拉得很有激情。他的嫂子就是著名歌唱家贠恩凤，他的哥哥孙韶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手风琴演奏家。记得低年级的时候，每次上音乐课，我班出4名男同学去教研室或其他教室搬运台式风琴。四年级以后，我们就随着孙老师的红色手风琴伴奏，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王二小》等歌曲。1965年，在碑林区中小学歌咏比赛上，我们开通巷小学的集体大合唱获得了碑林区教育系统歌咏比赛一等奖。

教美术的乐老师个子较低，戴着眼镜，走路很快，说话文质彬彬，冬季时穿着中式灰色棉袄，围着一条灰色长围巾，前后一搭，显得纯朴干练。学校里的板报画，大部分由他设计绘制，上他的图画课对我来说是一种艺术享受。

还有教导室雍主任。记得1961年报名时，因我错过了报名时间，雍主任让我从1背到100，不能打绊子，我一口气背完后，她便同意我报名入学，安排在一年级乙班。我们每天放学时，不论是中午下午，还是刮风下雨，总能见到雍主任的身影，她站在学校大门口，手里拿着小本子，指挥着各个年级的学生队伍有序、安全地离开校园。

两位校长的记忆也颇深。有一次早晨7点钟刚进校门，我经过校长室门口时突然碰见陈绍卿校长，还没有来得及向他问候，陈校长就先说“同学早起”，我却没有回答，低着头一溜烟地跑了。1965年，原八一小学校长、军人出身的赵发盛任校长，他平时穿一身黄军装，圆口黑布鞋，头戴一顶黄呢子军帽，手里总拿着一支香烟，到了冬季，身上总是披着一件棉军大衣。他经常给我们讲革命传统故事，有时还和同学们一起踢足球。

记得那时，为了丰富课外生活，学校经常组织各种集体活动。基本上是每个月一次全校师生列队去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出了校门往开通巷北头走，列队一路唱着歌曲，经过柏树林十字，向西沿着东木头市，经过南大街十字，再向南拐经过富康服装商店，约走上100米就到了光明电影院。当时，该电影院在西安也称得上是地标建筑，其设计者就是我同班同学刘蔚中的父亲。刘老先生是山西人，解放前毕业的老牌大学生，曾给西安设计过5家知名电影院，光明电影院就是其中之一。每年暑假，学校还会组织高年级学生去光明电影院义务劳动，或是带领老人、小孩认领座位，或在开水桶旁当接水员，或在电影院门前当检票员。另外，清明节时会去南郊烈士陵园，参加纪念革命先烈活动；儿童节时会去儿童公园或兴庆宫公园参加游园活动；有时还去龙首村农业展览馆参观大型泥塑《收租院》等校外活动……这些活动既陶冶了学生的思想情操，开阔了视野，又增长了文化知识。

记忆中，关于我的名字还有一段小故事。我刚上小学一年级还不到一周的时间，龚老师家访。她和母亲拉话，由于母亲是陕北佳县人，乡音比较重，龚老师是北京人，听不懂陕北话。我的小名叫榆旺，母亲用陕北佳县话叫我高榆沃（wo）,龚老师把“wo”字听成了“娃”字，母亲说“就按龚老师说的叫”。从此，老师和同学都叫我高榆娃，但是我在自己的本子上还是写成高榆旺。有一次我得了“三好学生”奖状，写的也是高榆娃，我也只好认了。父亲说：“等你上六年级时再改过来。”后来父亲按照家谱辈分，我应该属于“立”字辈的，所以就在1966年我上六年级时，正式给我改名叫高栋。

虽然现在开通巷小学几经变迁已不复存在，但我对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仍记忆深刻，对班主任及各位任课老师，始终怀有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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