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七笔勾》

塞上黄牛

古代统治阶级推崇儒家学说，儒家治国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民本思想，具体做法就是要保民、安民。

三边在秦汉时期也是水草丰茂之地，唐宋以后植被破坏，逐渐荒凉，乃至贫瘠。光绪年间，翰林院大学士王培棻（一说巡抚王斋堂）受光绪皇帝委派，到陕西考察，王培棻回京后，写了《七笔勾》作为奏章（一说《七笔勾》作者是黄泽厚，王培棻只是在奏折中引用了黄泽厚的《七笔勾》），从山川地貌到衣食住行把陕北三边说得一无是处，建议朝廷将三边割让外夷。此事被三边百姓知道后，怒火中烧。庚子年光绪帝与太后避祸西安，靖边县令丁锡奎等人专程去告御状。众怒难犯，光绪帝宣布王培棻的这个《七笔勾》奏章无效，并将他贬为七品县令。

王培棻罪有应得。

这首《七笔勾》今天许多人耳熟能详，对陕北的描写可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野蛮，肮脏。穷山恶水，没有文明气息，尽显作者对三边百姓的厌恶排斥和恶意嘲讽。这首《七笔勾》是站在庙堂之高对百姓的蔑视，这种文章如果出自普通文人之手，还情有可原，只不过是一种地域歧视，或是恶意调侃。而出自于官员之手，则无论古今都是不能容忍的。

从古来讲，这是没有民本思想，缺乏恤民情怀；依今而论，是没有对贫民的起码同情，缺少对生命的基本尊重。

古代的官员自称为百姓的父母官，是要“爱民如子”的。子民贫寒落后，所由何来？官员看到，当思己责；朝廷闻之，则应恩恤。王培棻之罪在于，看到百姓的疾苦没有丝毫怜悯、同情，更没有向朝廷进言如何安抚、教化、恩恤，反而主张抛弃！爱心何在？官责何在？仁心何在？统治基础赖以存在的民本思想何在？

所以王培棻罪有应得。

同是官员的嘉庆年间定边知县黄沛，任职期间，“循行边鄙。驱车所至，目睹夫荒村断烟，户口萧条，盖缘岁比不登，民多失业，为恻然者久之”（《定边县志·增辑邑志序》）。

“为恻然者久之”是一个有良知的官员应有的心态。

同是定边知县的金玉麟（号石船），在《定边春日杂兴十首示诸僚友》中写到：“毗连蒙汉宜兼顾，民即愚顽易感恩。圣泽如春多雨露，敢因边土废耕心。”“俗沿刚武工盘马，人爱刀剑抵佩牛。海宇承平今正久，好敷德化到遐陬。”（《定边县志》）作为知县，面对百姓的“愚顽”、民俗的“刚武”，想的是“圣泽”“雨露”“德化”。

遍翻古籍，像王培棻这种污民、辱民、弃民的官员实属罕见。

然而匪夷所思的是，《七笔勾》自流传以来，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欣赏，影响广大。外人觉得，这就是陕北；陕北人自己也觉得“有意思”，写得“生动、形象、准确”，欣欣然当做奇文搜寻、谈论、传播。也许，现代人早已不是文中所写的形象了，现代三边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只把远离我们生活现实的《七笔勾》当做笑资来谈论。

但愿如此。

但是，如果一个人被骂像猪狗一样，反而欣欣然说，你说得真生动形象，我就是像猪狗一样，那就是难以言说的悲哀了。

用一首诗来结束文章：

学士一篇七笔勾，三边从此少风流。

做官不以民为贵，仁德无心祸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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