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万大山里的坚守 ——记福绵成均镇大水村村医杜明芳

她生长在玉林城郊，却嫁往六万大山的深山中；她住在四处漏风、家徒四壁的房子里，却把数千元药费赊欠给前来看病的老人、五保户、民工，且大部分无法收回；她数次被娘家人劝说走出大山重新开始生活，但她却义无反顾在深山与丈夫一呆就是30年，至今无怨无悔……

她的身上，有着太多让我们疑惑的问号。进山的路上，我们了解了她的过去

最初想采访杜明芳，是在2月中旬，但被福绵管理区的工作人员一口回绝了，“天气不好，是进不了山的！”这一等就等到了3月中下旬。

3月22日，是这几个月来难得一见的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当天一大早，我们就从玉林城区出发，同车的福绵管理区工作人员告诉我，杜明芳刚巧到玉林城区办事，她将与我们同车回村。

过了玉福路口不远，我们的车子在路边停下，一个提着两个大包的中年妇女上了车，她就是我们此行要采访的杜明芳。

中等身材、微胖，说话大声、爱笑……看得出她是个热情爽朗的人。她指着路旁的村子说，“我娘家就在这里。”这让我们很惊讶，家在城郊，怎么嫁到深山里？

她直爽地笑着说，这个问题已经被人问过无数遍了。在随后的交谈中，我们对她的过去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1963年出生，1982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成均镇大水村当民办老师的董业华，“当时的人都很单纯，觉得人品好就嫁了，没有现在的人考虑得那么多。”1983年生下女儿后，村里没有卫生所，女儿生病只能背着到邻村的卫生所看病，虽说是“邻村”，翻山越岭来回要走三四个小时。由于村里缺医少药，不时听人们说谁家的小孩子发烧挺不过来了，谁家的产妇难产死了，杜明芳很难过，下决心要学医。

杜明芳的丈夫原来曾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在村里担任民办老师的同时还帮村民看一些头痛脑热的小病。杜明芳先是跟丈夫学，后来到镇卫生院培训进修，并考取了中专文凭，担起村里村医的工作。当村医是一个既苦又累的工作，没有收入，还得随叫随到。遇上急重症病人，如发烧昏迷、农药中毒的，不管是三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她都是背起药箱拿起手电筒就出发，山里交通不便，大都是靠两条腿来翻山越岭，经常一走就是几个小时。

外出看病最怕的就是遇上蛇。山上蛇多，有一次杜明芳出诊回来爬一座陡峭的山时，前方突然传来异样的响动，抬头一看，一条被村民俗称为“蛇喷”的毒眼镜蛇正在前方竖着扁三角形的头，呲呲地吐着信子。杜明芳被吓得一脚退后滚下了山坡，好在一棵松树把她挂住……

几十年来的看病经历，使杜明芳有说不完的故事，但弯曲险峻的山路使我开始晕车了。大水村处于六万山的大山之中，车子进入山区后，路明显难走。长时间的阴雨天气，路被破坏得很历害，厚厚的泥浆使我们的车子走得很是吃力，山路崎岖，险象环生。车子在弯曲而泥泞的山腰间缓慢地行驶。

晕车影响了我的采访，重回到大山的杜明芳精神却很好。

“停下，快按喇叭！”正说话间，杜明芳突然历声叫住了司机，也吓了我们一跳。原来，前方的路已经被横七竖八的木头挡住了。“估计是有人在山上伐木，不按喇叭，有树流下来是很危险的！”话未说完，一块石头就在离我们车子不远的地方掉下。下去查问后才知，前方修路要伐木，车子是过不去了。我们只能弃车步行，在杜明芳的带领下，我们小跑经过了这段险路。杜明芳告诉我们，每到伐木季节，也是她最害怕的时候，大量的外地民工进入，山上的木头呼啸而下，时常有民工病了或被木头砸伤刮伤的情况发生，她是这片唯一的医生，只能硬着头皮顶着风险上山，不敢去想万一被木头砸中的后果。

在深山的家中，我们触摸到了她的现在

经过半个小时的步行，我们终于来到这个位于深山中的小村庄——大水村白塘水自然屯。从早上8时50分从玉林城区出发，12时15分到达目的地，用了3个小时25分。

这是个很小的小山村，山路从村中穿过，村民的房子就建在山路的两旁。杜明芳指着路旁一间低矮的小屋告诉我们，那是她的家。这间小瓦房在村里大都是一两层的房中显得非常的扎眼。

这个家很小，只有20平方米左右，被简单地分成两个区域，一边是杜明芳工作的地方，有一个陈旧的药柜子和桌子，另一边是床等生活用品。家里非常简陋，最值钱的“家当”是自治区卫生厅配给的一个冻疫苗的冰箱，其它的家具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物”。

更让人心酸的是，房子只有三面墙，杜明芳解释说，家里太穷了，她和丈夫一个是村医，一个是代课老师，收入很低，她每月只有300元的公共卫生补贴，丈夫的工资只有700多元。夫妻俩上有老下有小，日子一直过得非常拮据。房子是2004年才勉强建起来的，钱不够，后面的那堵墙只能用黑色的防雨毡代替。由于房子是依山势而建，前部分是平地，后部分就搭建在支起的木头架子上，下面是空的，透过稀疏单薄的木板，可以看到下面的泥土，记者走上去只听吱吱作响，感觉摇摇欲坠。

在家里，我们还见到了杜明芳经常提到的丈夫——“董老师”。这是一个厚道老实的山里男人，山村太偏远，没有老师愿意来教书，或是来了不久就走，董老师就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小山村里，当了一辈子的民办老师。

回来不久，村里一个74岁的陈阿婆就找上门来看病，远远未进门就大声问：“阿芳，阿芳回来了吗？”见到杜明芳，她显得十分高兴。陈阿婆对我们说，她是个老病号了，十多年了都是找阿芳看病。打针拿药后，老人和阿芳叨了一会家常后走了。记者注意到，陈阿婆并没有付钱，杜明芳解释说，村里的老人，儿女大都出去打工了，身上没有钱，看见老人们可怜，她也不忍开口。旁边的董老师插口道，她经常这样，村里有一个五保户老人，从2001年开始到这里看病，直到2008年去世，没收过一分钱，光药费就用去近2000元。

13时30分，我们终于吃上了中午饭。吃完饭后，杜明芳开始整理药箱，说准备到“三爷”家看看。记者随手拎了拎药箱，挺沉！杜明芳说，这算轻的。据她介绍，每月的月初，她都得背着从卫生院领回的针剂走村串户搞卫生防疫，主要是为适龄儿童打计划内疫苗，顺便为村民看病，大水村共有24个自然村，村民住得非常分散，人多一点的自然村有100多人，少的只有三四个人，一个山岭只有一两户人家，她一般要用四五天才能把管辖的范围走完，晚上就借宿在村民家，所以每次出去都要一次把所有的针剂背完，两个药箱塞得满满的，“用扁担挑着，下坡的时候路滑就杵着一根棍子， 不然就没办法走”。

整理好药箱后，我们跟随杜明芳出诊。杜明芳说，现在乡村医生还肩负着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村里老人多，为这些老人们提供上门卫生服务，是她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爬上一个小山头，几户人家的屋子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帮小孩子见到杜明芳都亲切地叫她伯伯。她笑着对我们说，这些小孩子都是她亲手接生的，自打她当了村医后，村里再也没有发生过产妇死亡、小孩子发烧死亡的事情，这也是她感到最欣慰的。

在深谈中，她规划的未来让我们更生敬仰

出诊回来，已经是下午3时许了，在回来的路上，记者忍不住问她，付出了这么多，得到的却是这样少甚至还要给村民倒贴医药费，值得吗？面对记者的疑问，杜明芳说，其实自己也曾退缩过，无数次觉得好累好辛苦，特别是家里经济拮据，无钱给孩子支付学费时，可每次看到村民们有病无医生看的辛酸，想到当初的心愿，她就只能坚持下去。她说，好在自己是个生性乐观的人，累了乏了就赏赏风景、唱唱歌，心情就又好了。记者感觉到，她放不下的其实是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杜明芳说，她现在有两个心愿，一个是希望通往各村的道路都能硬化起来，让村里人出入方便些，她外出看病也轻松些。另一个呢则是她自已的打算，她今年快50岁了，长期的辛苦劳累让她的肩、腰都出了问题，爬山涉水越来越吃不消，作为村里唯一的村医，她不得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城镇里的年轻医生不愿来，村里的年轻人出去后不愿回来，杜明芳说，如果我干不动了，这一大片村里的老老少少怎么办？去年春节她儿子领着女朋友回来了，这让她看到了希望，“我打算让她学医，接我的班。”杜明芳说，村里的卫生所准备建好了，条件会比现在好许多，她正努力说服未来的儿媳妇接过她手里的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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