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执法被认为“天下第一难”。虽然各地的城市管理和执法队伍已初步建立起来，但由于在体制机制、法律依据、协调协作等诸多方面还存在问题，导致城管人员执法阻力很大。如

经过规范，榆林汽车北站附近的摊位整齐划一。

谈话后，万婷婷让摊贩确认信息。

　　 本报记者 霍海澎 见习记者 罗晓兰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对于城市综合执法人员而言，流动摊贩、户外广告、违法建筑、园林绿化、大气污染、噪音扰民等无一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而其中最琐碎最棘手的当属管理流动摊贩。

　　随着执法理念的转变，这一工作虽然依旧琐碎，但不再棘手。 

　  7个女队员

　　春寒料峭，陕北的风吹得人脸皮发麻。清晨7∶30，榆林市综合执法局榆阳分局三大队五中队的队员到达工作的第一站——榆林逸夫小学门口，管理疏导周边流动摊点。“有了你们，他们才走了，要不然娃娃们也不知道吃的啥，油烟也大，把人呛的。”目送孙女走进校园的陈奶奶说道。

　　8∶00，上课铃响了，早上的工作结束。下午4∶30，她们还会回来为放学的学生“保驾护航”。

　　17个队员中，7个姑娘，五中队是全大队女性比例最高的中队。

　　“女性沟通能力更强，性格也没那么冲动，我们这么安排，是避免矛盾激化。”三大队副大队长李彪认为，市容管理琐碎且反复，女队员相比男队员，更能控制、缓和自己的情绪，有利于工作开展。

　　工作认真，态度友善，是记者对她们的印象。

　　早饭后，她们开始每天周而复始的巡查片区工作。对于自己负责管理的片区，她们清楚马路沿线任何一个店铺——广告横幅是何时挂上的，门头牌匾是否经过审批程序，LED显示屏近期播放了什么内容，甚至是店主的姓氏、年龄和籍贯。出店经营、私挂横幅、占道经营……每每在车上还没坐上几分钟，她们就要下车与店主或流动摊贩协商，有时难免招来谩骂。

　　“土匪！”“强盗！”……无论遭受怎样的言辞攻击，女队员们都保持沉默。面对挑衅不接招，她们是为了树立城管的良好形象，更是为了以后工作的顺利开展。

　　女队员年龄在25岁~31岁之间，都是身材瘦小的大学毕业生，乍看之下，与负面新闻中飞扬跋扈的城管形象完全不同。

　　“家人都心疼，我们回去不说，怕他们担心。他们看见什么负面新闻了，问起来，我们就随便说几句应付过去。”张芸的眼睛大大的，随着说话的语速一眨一眨。

　　五中队是市容中队，工作时间两班倒，早班从早7∶00到下午2∶00，下午班从2∶00到晚上9∶00，期间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不休息。但这几天，榆林市的国家卫生城市称号在复审，工作任务重，大家集体加班——从早7点半上到晚9点。

　　工作累，工资低，作为协管人员，她们并没有编制。因为大家的刻板印象，她们还不好找对象。

　　“去相亲，对方问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城管，然后他们就开始说各种城管的不好。”百口莫辩，姑娘们索性不解释。“我们一反驳，他们就会说，你骗人的，新闻上都说城管怎么怎么样。”

　　虽然有种种不便与委屈，但她们说要“干一行爱一行”，何况这个工作还很有意义，“我热爱我的工作，我觉得我为城市作出了贡献，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路变宽了，天变蓝了。”万婷婷笑着说。

　  3次谈话

　　“我们之前就看见过你，先别走，咱们现在来谈一次话，你叫什么名字？”

　　14∶00，下午的工作开始了。面对数次口头通知皆不听劝告的流动摊贩，副中队长万婷婷拿出了“榆林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一次谈话告知笔录”。一旁还有张海利在拍照，马咪举着执法记录仪录视频。

　　“你什么时候开始摆摊子？卖了多长时间了？”摊贩听不懂书面语，万婷婷又用口语解释了一遍。

　　“你收拾好东西快点走，不敢再来了哦！”基本情况、占道经营时长、有无相关手续、违反了什么条例、第几次被告知……填完所有内容，摊贩签完字、摁完手印，骑着三轮车一脸轻松地走了。

　　2011年，万婷婷通过市人社局组织的考试，正式成为一名“城管”。

　　“刚开始工作的那半年，我感到很压抑。”身处市容中队，她每天面对的是情绪激动的流动商贩，和遇事一边倒的老百姓。“我们队员没有一个没被打过”，剑拔弩张，冲突四起，她也曾被男摊贩一脚踹倒在地上，被女摊贩揪着头发打。

　　“摊贩要生存，群众要生活”，老百姓的“肚子”和城市的“面子”一样重要。随着法治政府理念的大力推行以及相关城市管理法律的不断完善，榆林市综合执法局榆阳分局及时转变执法理念，破除了以往全国通用的“以堵为主”的市容管理模式，摸索出“三个一批”即“规范一批，疏散一批，取缔一批”的治理模式，为市容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注重执法程序的规范。对不服从管理的商贩实行三次谈话，均记录备案。在第三次谈话后，如商贩仍不服从管理，便对其兜售的物品或工具进行依法暂扣。每次强制执行，事前必须制定预案，事中严格落实全程录像，事后对案件进行点评剖析。暂扣期间，违法当事人在分局市容普法教育班学习后，可取回被扣押的物品，一般不进行罚款处理。

　　“管理不是为了处罚，是为了规范。”榆阳分局局长王瑞表示。仅2017年前3个月，市容普法教育学习班就办了6期，培训学员93人次。

　　“以往是见了就扣你的东西，现在是谈了三次以后才暂扣，把这个程序规范化了。”三大队大队长霍斌告诉记者，2016年大队一共取缔马路市场3651处6873人次，规范出店经营6158户7810人次，清理流动商贩5926处8485人次，暂扣违法经营物品768件，但因为文明执法，这些庞大的数字并没有伴随着很多暴力抗法事件，“以往我们被殴打报警的次数特别多，老有人来了把我们的门踏烂。现在很少报警了，去年大队只有一次，整个分局也就十来次。”

　　为了提高执法队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市局每年给所有干部职工组织一次“封闭式军事化”学习培训，每个大队每周组织2~3次知识培训。

　　“文明执法后，我们的形象改变了，执法水平提高了，市民对我们的认识改变了，在心理上也比较接受我们了。”五中队队长李彦龙说道。

　　记者与五中队一起出去执勤3天，虽然偶尔会遇到一些抵触情绪较大的摊贩，但大多数摊贩和不少围观群众能配合、支持执法人员的工作。

　　5处规范点

　　一溜排开的铁皮房，码得整整齐齐的水果，墙上贴着健康证、食品摊贩登记卡、规范区域流动商贩管理制度以及微信支付二维码，这是付世红现在的“店铺”。

　　付世红今年52岁，曾是金阳小区南门口的流动摊贩。2016年，五中队在此设立了金阳小区临时便民规范点，考虑到他家庭经济困难，就把他安排在此。

　　“这个规范点人人都说好啊，现在我们卖东西也更方便了。”付世红一边给顾客装苹果，一边笑着说道。他还是规范点的组长，管理着26户摊贩，执法队员不在时，由他负责协调大家合法经营。

　　傍晚18∶00，扬尘，大风。万婷婷和付世红聊了一会儿，在每个临时“店铺”前看了看，一一督促商贩把商品摆放整齐，不要占用盲道。

　　2016年，榆阳分局立足实际，考虑到金阳小区居住人口多，附近没有集贸市场，依据《陕西省公共空间管理条例》《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摊贩管理条例》等规定，优先照顾老、弱、病、残、下岗职工，率先在此处试点设置规范服务点，实行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管理，这在榆林市尚属首次。

　　像这样的规范点，仅五中队的片区里就有5处，这也是队员每天“查片”时必去的地方。

　　榆阳分局局长王瑞告诉记者，截至目前，辖区内共设置便民疏导点22处，内设摊位791个，现入驻758户，其中取得食品摊贩登记卡25户；为服务“三农”，根据季节设置季节性瓜果蔬菜临时规范点9处；在春节期间设立年货临时销售点20处。

　　管理得当的规范点也解决了多方面的问题：

　　一是解决市容问题。记者与五中队一起外出执勤时，前后经过星元医院不下5次，从未看见过医院门口有流动商贩。但五中队队员告诉记者，在建立规范点之前，星元医院的门口挤了十几辆三轮车，车辆无法通行，急救通道也被堵死。设点后，商贩都在固定区域售卖商品，既改善了市容环境卫生，也不再阻碍医院的正常工作。

　　二是解决部分商贩的生计问题。“我们面对的大多是弱势群体，做这个是为了谋生，我们一扣他们的东西，他们就觉得社会对他们不公，自己被社会抛弃了。”当城管已有9年的李彦龙，外形彪悍，心思却很细腻。“我们也是有怜悯之心的，但也不能违反规定，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放到规范点上。我们每天上班时心理压力很大，这样做能有些心理安慰，还能帮助这些家庭困难的人。”

　　三是解决市民需求问题。李彦龙告诉记者，望湖路周围有几万居民，都是依靠规范点解决日常的生活需要，那里有60个固定摊位，还有近30个摊位供附近的农民售卖季节性蔬菜瓜果，这样既能方便市民，又能给农民创收。

　　“三个一批”中，除了建立规范点和取缔一批长年占道经营、欺行霸市且不服从规范管理的摊贩，榆阳分局还在“疏散一批”上找出路。目前，数十名有劳动能力和一定技艺的摊贩经分局积极联系，已被推荐到建筑工地、酒店、商场等地方工作。

　　晚21∶00，万家灯火点燃榆林城，规范点的摊贩们有的亮着一盏白炽灯继续做生意，有的在收拾货物准备回家。坐在返程的车上，队员吴泓琏掏出她的红色手机，给大家播放了一首歌。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大家靠在座椅上，都累得不想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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