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县原文联主席何浩深。--"容县有着深厚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现在不去挖掘出来,就会被埋没在过去的历史里,然后渐渐被世人淡忘。我们要记住过去。"
县底镇文化站站长刘元昌。--"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有时候是没有个人的。群众需要,我们就给予,群众渴望,我们就努力地实现。"
容县"山歌王"夏锦汉。--"山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希望有一天,在我们老了的时候,能看见这门艺术有人去继承,有人去发扬。"
愿为文化留下一抹墨香
已经74岁的原容县文联主席何浩深,是容县历史文化领域里不可多得的“活化石”。他在退休的十几年岁月里,仍旧怀着极大的热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断挖掘和记录地方的历史文化。“对于我而言,写作既是一种兴趣,也是一种责任。”何浩深告诉记者,早在高中时期,何浩深就已经开始坚持创作了。那时候,他在《广西文学》上发表过一首诗,这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
1982年,何浩深加入广西作家协会。1984年后成为容县文联副主席,这时,他开始正式深入了解容县的历史文化,并对本乡本土的历史传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容县这个地方,本身有着深厚的文化遗产,但这一路以来,我们在不断地创造文化财富的同时,也有不少文化失传了,连文字都没有留下。”何浩深说,这如何不可惜?他开始注意收集民歌,他觉得每一首都饶有趣味。
“昨夜听闻贼吠狗,被扯阿婆我蒙头,蛤蟆塘边跳水死,园中青菜吃黄牛。老鼠拖猫过屋脊,鲤鱼担獭上沙洲,孙抱阿公累在手,沙煲打烂木柴头。”采访的过程中,何老趣味十足地给记者吟诵了这首《颠倒歌》。“这首歌流传很久了,以前社会动荡,老百姓特意创作了这首民曲,暗讽这个世界颠倒,以发泄内心的不满。”何浩深告诉记者,到文联工作以后,他与他的同事们不断地挖掘搜集整理,并编写了《容县民歌谚语故事集锦》,成为研究容县民俗的重要资料。
“现在,我们容县正在创建广西特色旅游名县,但是没有文化积淀的景点,显然是苍白无力的。”退休以后,何浩深一直潜心研究容县的文化历史,就是想重新挖掘那些被时间埋没的文化。“如果我们现在不去挖掘出来,就会被埋没在过去的历史里,然后渐渐被世人淡忘。我觉得我们要记住过去。”何浩深告诉记者,曾经有人问他,容县大量推广种植铁皮石斛,关于容县的铁皮石斛,您能说个由来吗?“我当时听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回去查了资料,也没有相关的文字材料。”后来,他挖掘铁皮石斛在容县的历史,亲自到容县一家铁皮石斛种植基地进行采写,撰写了《长出兰花和金子的铁皮石斛》一文。
“有一些事情是有争议的,有一些人不敢去求证,偏听偏信。但我想,历史的真理、文化脉络的追寻,都是通过辩证去得到的。即便是别人怀疑我文章的结论,但是我有我的求证过程,我有我的证据。”何老说。
杨贵妃的出生地一直是史学家争议不休的话题。何老从清乾隆《容县志》及明朝《永乐大典》中了解到一些有关杨贵妃的诗词歌赋,并详细查阅了《永乐大典》中标明杨贵妃出生地的容县地图,还曾到西安华清池等地作实地考察,掌握更多有力的旁证材料。“我通过考证,认为杨贵妃就是容县人。我相信我的结论。”何老的话中气十足。
“写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最长的一篇文章,我写了整整半个月。但每一篇文章,我都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到严谨,至少修改三遍以上。”何老告诉记者,在退休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撰写了30多篇关于容县历史文化的文章,发表在《羊城晚报》、《南国早报》等各级媒体上。
基层文化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
这些年来,县底镇创造了民间文化生长与传承的沃土,农民诗歌、山歌、采茶戏等民间文化艺术悄然兴起,石龙诗社、喜洋洋艺术团等民间艺术团体逐渐崭露头角。凭借独有的岭南文化特色,县底镇也被评为玉林市特色岭南文化名镇。
这一切,都让作为县底镇文化站站长的刘元昌感到欣慰。在文化站工作了20多年,他与这片土地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个行政村都有他和群众一起开展文体活动的足迹。
“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一定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在基层的文化岗位上,并没有太多的目光去关注你。所以,你只有默默地奉献,甘守寂寞。”刘元昌带着略嘶哑的声音,总有让人想端一碗水给他的冲动。
2006年,县底镇兴起了广场舞。在文化岗位上工作多年的经历,让刘元昌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活跃文化氛围的好机会。刘元昌说,当年他自己也不懂跳舞,只能到县城里去学。“那会儿,幸好我爱人对于我的工作非常理解。她跟我说,‘去吧,家里的活儿还有我呢\’。”刘元昌说,那阵子每天下班后,他都匆匆忙忙往县城里赶,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专程向舞蹈老师学习民族舞、广场舞、交谊舞等,然后义务教镇上爱好舞蹈的民众,他的爱人也成了他的学生,坚持和刘元昌一起到文化站里教人跳舞。
“那时候,由于儿子和儿媳都不在家,我们每天晚上不得不带着孙儿,一起到文化站教人跳舞。有时候带队到村里面去表演,上台表演时还要将小孩托付给别人照看一下。现在想想,那一阵子虽然辛苦,却也带动了大家对于舞蹈的热爱,人们在舞蹈中得到快乐,我们就感觉到快乐。我想,这就是作为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成就感吧。”刘元昌说。
“在基层,需要有文化领头羊,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去调动大家对于开展文化活动的热情。这时,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不得不站出来,担任这一个角色。”刘元昌说,在文化站工作很艰苦。有时候放假,文化站却要组织开展文艺活动,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假期都是被占用的,可以说是没有假期。“文化站的任务重,琐事多,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再过不久我就要退休,那时候谁来顶替呢?”
2014年9月28日,刘元昌心脏病突然发作,被送到医院住院治疗,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次住院的时间竟要近一个月。
“当时,我们都忙着要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所以是走不开的。一个月实在太久了,每一天我都觉得难熬。”刘元昌说,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医院给他办理了出院手续。
刚回到家里不久,他就接到了好几个电话,一些村的文艺队向他咨询节目排练、编剧等方面的问题,有些村的文艺队还邀请他到现场指导。群众的盛情难却,刘元昌次日便骑上摩托车去了村里。从村里回来后,他又忙着到文化站整理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资料。
“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有时候是没有个人的。群众需要,我们就给予,群众渴望,我们就努力地实现。我当然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基层文化工作者的队伍中,尽管很艰苦,但在岁月里,走过许多场子,有很多民众记住你了,那种成就感,我想是值得骄傲的。”刘元昌说。
但愿山歌永不息
在容县,多数人不知道他的本名叫做夏锦汉,但却知道他叫“夏五”,因为他在夏家排第五。有时在人群里碰见他,认出他的,会说上一句:“哦,是唱山歌的夏五。”
让夏五感到有成就感的是,有时候在绣江边散步,会遇见一些带着录音机的中老年人,里面放的是他的山歌。这十几年来,他在容县的民众当中名气越来越大,不少人将他唱的山歌刻录成光碟销售。“这证明我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这本来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会唱山歌就是我的骄傲。”夏五自信地跟记者说。
夏五是在十六岁那年开始正式唱山歌,至今已经30多年。那会儿,每逢有人家办喜事,他就到那户人家去唱山歌赚取生活费。事实上,他接触山歌可能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唱山歌的好手。“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的记忆力特别强,我不用费多大的劲儿,就将62个剧本记了下来。我的嗓子也很好,唱多久都不会哑掉。最久的一次,我连续唱了十多个小时,越唱越兴奋,几乎不曾感觉到累。”
尽管没能念上多少书,但开朗活泼、悟性极强的夏五很快成了村里的文艺活动骨干。改革开放后,山歌越来越受到重视,容县经常组织各种赛事,夏五的山歌也越唱越好,越唱越有名气。“我们曾经在外地摆下擂台,但是没人能够唱得过我们。尽管那会儿我还是后生小辈,但在唱山歌的人群里,也算是一匹黑马吧。”夏五回忆起当年,依旧颇感自豪。
随着山歌在容县群众中越来越受欢迎,有人建议夏五成立剧场,于是1995年在当地群众的捐助下,夏五和他的伙伴们就组建了一个容县街剧场。“有一年,这个剧场演了700多场,平均下来一天两场,实在火爆。我们就在剧场那里挂了个小篮子,有乐意给钱的就给点,有些困窘的,来捧捧场我们就很高兴了。”2011年这个剧场停办了,夏五至今还觉得惋惜。
2013年,夏五参加玉林市举办的山歌王大赛,一举拿下冠军,成为名副其实的“山歌王”。而在容县人的心目中,他早已经是“山歌王”了。
“十五月亮没够明,问我节到冇闻声?菊花园里团团转,三岁侬儿冇时停。皆因县里山歌赛,阿哥比赛第一名……上链手表时间紧,又坐火车到南宁,参加省城民歌节,得了头名赶回程。人逢喜事精神爽,要同阿妹慢慢倾。”夏五唱山歌,歌词是即兴的,张口就来。可如果没有经过几十年的磨炼,又怎么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让夏五颇为遗憾的是,他的青年学生很少,他担心山歌会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消失。“山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你要将你所看见的东西唱出来,这当中需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前辈指导的,所以我一直想着能收些年轻学生。”夏五告诉记者。
“如果有年轻人愿意学习山歌,我愿意免费教他。不为别的什么,只是希望有一天,在我们老了的时候,能看见这门艺术有人去继承,有人去发扬。”夏五的声音里带着些惋惜。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山歌渐渐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年轻的听众和演员尚未培养,而他们这一代人又渐渐老去。为了拯救这一尴尬的境地,夏五一方面继续动员年轻人跟他学习山歌,培养年轻的演员,另一方面开始踏上搜集山歌的辛苦道路。“我们将这些山歌刻录成光碟,一方面是为了传播,一方面是为了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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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县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容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