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镇青年惊人消费力和时代大变局下 县域如何发展

【导读】

在中国的城乡二元机制中，扮演承上启下角色的县域尤其重要，而部分县域发展却面临着一些问题。在大时代门口，很多县域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县域经济备受关注。

工信部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2019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县域经济总量达39.1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的41%。尤其是百强县中有30个县的GDP达到千亿元。百强县以不到全国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10%的全国GDP。

正是基于量大面广的县域经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电商黑马拼多多异军突起，“小镇青年”们爆发出惊人的消费力，还有热门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乡村振兴，这些无不是置于县域经济的语境中，也让很多商业精英将希望寄托于“得县域市场者得天下”。

然而，县域经济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一些返乡“创客”难以适应小城市环境，有的农村空心化严重，一些农产品电商平台亏损。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县域经济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8）》更是用数据和实例，让人一边看到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耀眼光辉”，另一边又看到约有15%左右的县（市）债务水平超过警戒线。

县域经济面临的问题

“郡县治，则天下安”。自秦设县以来，县域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历史上长期占全国GDP总量的50%、总人口的60%、国土面积的80%以上，在中国的城乡二元机制中，县域扮演承上启下角色，尤其重要。然而，如今一些县域却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

（1）土地财政收入收缩。

一方面，2017年受货币化棚改安置政策下沉，以及一二线大城市实行楼市限令，从而导致大城市开发商往县城等区域转移，推高县域楼市库存。但如今棚改政策改变了过去以货币为主的安置补偿，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支撑县域楼市运转的资金。

另一方面，缩小征地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从理论上也会压缩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规模。

（2）产业结构单一。

比如，昔日陕西省神木县“一煤独大”，令其财政收入一度超过了榆林市南部六个县的总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煤炭产能严重过剩，给神木县经济发展 带来严重影响。

再比如，西南贫困县重庆忠县单单一个“电竞小镇”的项目就要花去2016年全年GDP总量的近五分之一，却面临河南孟州、安徽芜湖、江苏太仓等一批县市调筹备中的电竞小镇的竞争，前景有待现实验证。

此外，受制于地理位置、市场完善度等制约，一些县域引入的产业多是“大烟囱冒黑烟”式的重化工产业。比如，盐城东台市头灶镇所辖的高新技术园区内，仅13家化工类企业就贡献了其GDP和税收的30%左右，带来环保和安全的压力。

（3）招商引资缺少新模式。

很多县域往往没有特别优越的地理区位，缺少发达的民营经济，县级财政也缺乏支撑经济发展的雄厚实力。

县域经济自身要发展，招商引资被视为最直接、最快捷的保障稳增长的“秘籍”，但投资主导型经济多以土地、资源、劳力、优惠政策为吸引力，但在当前的转型期，经济对土地、资本和普通劳动力的依赖度下降，对人才、创新依赖度上升，人才和创新又并非是政府部门可以肆意左右的资源，“政府部门主导型招商”的吸引力正在弱化。

（4）县域经济竞争的同质化、同构化严重。

早期招商引资让区域间竞争被异化为优惠政策、特殊待遇等之间的竞争。比如，当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业上马，一些县域便陷入同构化的境地，不单成村连片地出现“家用光伏处处闪耀着蓝色的光芒，指引着未来能源之路”的场景，小县村镇山头也处处可见一组组旋转着三叶扇的风力发电机，结果遇到产能过剩，有的甚至“发了电却卖不出钱”。

类似的，近年来的特色小镇，又导致电竞小镇、康养小镇、航空小镇等“遍地开花”，增加了竞争成本。

最近，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淘汰整改的419个“问题小镇”：在现有的3个国家层面创建名单中，即住房城乡建设部的两批403个“全国特色小镇”、国家体育总局的96个全国运动休闲小镇、国家林草局的50个全国森林小镇，已将两批403个“全国特色小镇”更名为“全国特色小城镇”，国家体育总局已淘汰整改了34个运动休闲小镇、保留了62个；各地区共淘汰整改了385个“问题小镇”，包括虚拟小镇、“行政建制镇”等形式的虚假小镇。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大变局

身处大时代门口，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大变局，县域也必然要跟着形势走。只不过，由于身处城乡二元结构衔接点，县域的位置在城乡结合部或城乡过渡地带上，未来究竟是走城市化道路，还是走农村化道路？县域的定位凸显“尴尬”之处。

有网友给出这样一个有趣的回复：“县城处于尴尬境地，就像一只蝙蝠，非鸟非兽。准确地说，县城是城市之尾、农村之头，亦城亦乡，非城非乡”。县域定位、身份的复杂性，令其经济发展很多时候“身不由己”、也很无奈。

一方面，作为大城市特殊的小“卫星城”，城、区、县要统筹规划，县要服从大城市的定位，“看大城市的脸色”。可如今，各大城市都在全面转型发展，一些定位尚在摸索中、不清晰，导致辖区内县域未来发展大方向上也不清晰。

但另一方面，作为农村之头，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城镇化的战略安排下，县域又得要顾全农村的发展，要冲在前面。

可以肯定的是，县域改革实质上是一场统筹协调城市和村镇发展、消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革命，“无论怎么变，变的主基调已经确定”。

如今，县域已经来到了大时代门口，即将迎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免不了将面临一场“大洗牌”。

且不说，宏观经济的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发展的“洗牌期”。产能短缺时代，“复制经济”尚能一统天下，谈及县域发展无外乎引入昆山模式、温州模式、寿光模式等。

可到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县域发展的以往“常规操作”模式或将被推倒重来。

再加上，城镇化带来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全国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等，一些县域原有的组织架构已然框不住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产业、人口等都将面临一轮“大洗牌”。

与此同时，很多县域也都被置于同一起跑线上。尤其是在乡村振兴、农村城镇化、田园综合体等火热的当下，全国各个县究竟谁能发展？各凭本事！

就拿当前的农村电商、特色小镇等项目来说，一般就没有地域和区位限制，能不能走在前列，就看自身能不能抓住机遇。

当然，正如“拼图少了一块都不完整”，县域作为全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一块，必然是“百花齐放”、吻合城、区、县一体化的发展架构，不可能还是“一刀切”，照着模子刻。

毕竟，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自由化，县域发展还直接面临着国际化冲击的严峻形势。

尤其是农业经济受冲击最为直接，受到进口农产品的冲击，还有欧美“再工业化”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低端工业的挤压，中国的县域经济发展已绝不可能再停留在“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层面，而是将上升到国际视野，吸取国际经验教训“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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