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陕西 春来看牛耕 赏东汉画像石《牛耕图》

出土于陕北绥德县的东汉画像石《牛耕图》，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这幅刻在石头上的《牛耕图》原石，画面分三部分，上部为建筑斗拱，中部在斗拱下方的左右两侧，左为羊群，右为一执戟门卒，执戟门卒也被认为是牧羊人，下部才是牛耕图。

这幅《牛耕图》，在画面醒目的位置中，一根横木架在两头牛的胛背上，两牛共挽一犁。这两头矫健壮硕的耕牛，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动感丰沛，气完神足，形象逼真，亦非常之传神，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耕牛形象。扶犁者更为突出，身高体健，扬鞭跨步，若力士巨人般威风凛凛，充盈着一种震慑画面的非凡气场。后边处于陪衬地位的一个小童，亦步亦趋，全神贯注，手正伸入布袋掏籽点种。整个画面浑厚大气，博洽和谐，有着超强的艺术表现力。

说起东汉画像石，专家学者的评价让人惊异复惊叹，“汉代社会生活的实录”“一代历史的写真”“凝聚在石头上的汉代辉煌”“一幅幅散发着清新泥土气息的汉代风情画”。这似乎还尚有不足，一会儿被称为“无字的汉书”，一会儿又被称为“石头上的史诗”，等等。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说得更为形象，他赞叹：汉画像石是一部“绣像的汉代史”。

中国邮政1999年3月16日发行的《汉画像石》邮票一套6枚，就比较经典地展现了这一艺术瑰宝“史诗”般的魅力。而其中领头的第一枚邮票，选择的就是这块出土于黄土高原的《牛耕图》。

自古以来，牛就被誉为“耕农之本”，而用牛耕地，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早有记载，如《山海经·海内经》就记载有生活在陕西周原周族的祖先“后稷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则说，西汉“赵过始为牛耕”。《汉书·食货志上》载，西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在陕、甘一带推广牛耕和“以人挽犁”，提倡“代田法”，进而各郡“遣令长、三老、力田及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赵过行代田法，是“用耦犁，二牛三人”。学术界还流行一种看法是：战国时代牛耕已经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战国策》也说：“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秦以牛田”显然是说战国末秦国已有牛耕。而笔者以为，牛耕在秦国只是刚刚产生不久的新技术，并认为“大概在西汉中叶以后，牛耕已经普遍”的观点比较符合史实。

目前，已知见于东汉画像石的《牛耕图》艺术水平之高、影响之大，就是出土于陕西绥德和江苏睢宁双沟的了。江苏睢宁的《牛耕图》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曾用江苏睢宁的《牛耕图》作为门票图案，可见其价值之珍贵。而陕西绥德的这幅《牛耕图》最后能脱颖而出被选上有“国家的名片”之誉的邮票，确实非常不容易，令陕西人振奋。虽然陕西绥德的《牛耕图》和江苏睢宁的《牛耕图》在艺术上各有千秋，但我认为绥德出土的《牛耕图》，构图更为简洁，画面精妙生动，形成一种强悍的视觉震撼，更具范本意义的经典性，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张力。

由出土于绥德的《牛耕图》画面可见，汉代耕犁的基本特征是：犁辕为独辕，长且直，辕前端直接与犁衡连接，犁衡左右各一轭，各挽一牛，此即所谓“二牛抬杠”。也正是西汉赵过行代田法，“用耦犁，二牛三人”的再现。

米脂县也曾出土过雕有“二牛抬杠”场景的画像石，只是画面中牛耕方向相反，扶犁驾牛者弓身而行，同样没有人牵引牛，身后也无播种者，为一人二牛。绥德出土的王得元墓画像石，也有一幅《牛耕图》，耕者一手高举长鞭，一手扶铧犁耕地；在人物左上方，映衬着盘曲大树；画像下方是一片庄稼，低垂着沉甸甸的谷穗，寓意耕耘后的丰收景象，堪称人勤牛壮，五谷丰登，画面更为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但以上汉画像石画面都没有牵牛之人，可见当时在陕北一带，耕牛已被驯服，耕者驾牛的技术也已经非常熟练。当然，中国的牛耕技术，在那时已居世界领先地位。

当我们欣赏这些东汉画像石时，一定会为祖先留给我们的如此精美绝伦的艺术瑰宝发出由衷的赞叹，也一定会为有着五千年文明的这块黄土地的博大精深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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