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电影会”

孙登平

一个东西在一个地方存在的久了，就必然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与它周围的事物融为一体，相互同化，产生出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生机，展现出新的魅力，不再是单纯的它了。在我看来，家乡的“电影会”便是如此。

我的老家在高台县黑泉镇定平村，是一个地域相对辽阔，农业、畜牧业相对发达，人口相对较多，在方圆几十里也算得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村庄。从本村流传的故事、可考的资料、口传心授的信息可知，村中人大约于明代定居于此，来源自然是中原地区，或山西，或河南，或其他省份。就从明代算起，也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地道的“老村”了。但“老村”对新事物的接受还是很快的，并且一旦接受就不容易丢失，又显示出它的“老而不朽”来。本村中央位置曾居一大户——常氏（据说是明代开国大将常遇春之后裔），曾建有“常家府”（民间流传的叫法，毁于1958年大炼钢铁之时），气势恢弘，所用木材皆“钻环之木”，一样粗细，建造工艺十分考究，为本村之骄傲。在“常家府”西侧，有一大片空地，空地西侧建有戏台一座，台口向东。据父亲说，戏台两侧原本写着“文武双全，出将入相”八个大字，还画着常遇春救朱元璋的图画。戏台之南为本村小学之校门，整个校园位于戏台西南方。这一大片空地连同戏台，就是本村的文化中心了，既可唱戏，又可放电影。

大约从1980年左右，我们村开始放电影。当然，在我的记忆中，我从1982年开始上小学就有电影看。我记忆深处的电影有《马兰花》《少林寺》《牧马人》《七品芝麻官》《飞来的仙鹤》等。尤其是《飞来的仙鹤》，是我最难遗忘的。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的一天下午，刚放学走出校门，就见装电影片子的铁皮箱已经放在戏台前的空地上了。我走近一看，铁皮箱上写着“飞来的仙鹅”几个红字。我高兴地向家里跑着，一路上碰见人就说：“今个有电影咧！”有人问我：“啥电影？”“《飞来的仙鹅》！”我答道。“明明是《飞来的仙鹤》！”有一位比我大七八岁的大哥哥纠正道。“《飞来的仙鹅》！”我争辩道。“你再看看去，到底是《飞来的仙鹤》，还是《飞来的仙鹅》？”我看那位大哥哥语气很坚定，也开始怀疑起来。吃过晚饭，我早早跑去看铁皮箱上的字，结果发现的确不是《飞来的仙鹅》而是《飞来的仙鹤》。从那以后，我算是真正地认下了“仙鹤”的“鹤”字怎么写。不过，我对这部电影印象深的原因除了这一个字之外，还因为主人公也是一个像我一样的小男孩，整个影片讲的就是他跟一只仙鹤的故事，主题是保护鸟类。我曾在看过那部影片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学那位小男孩学鸟叫的声音，都幻想着能够像那个小男孩一样和鸟亲密相处。我也曾多次听父母说我们山水河河沿上的那片芦苇丛里也有许多黎花雁，也有成群的天鹅、黑鹳……”当时我还能见到那片芦苇丛，却见不到水鸟。再到后来，就连那片芦苇丛也荡然无存了，为此我倍感失望。

从那时起，我们村的电影就是由我们本村里的人放的，并且还放相邻几个村的电影。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村的电影队是全县为数不多的几个村级电影队之一。虽说是电影队，事实上只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放电影的事。每逢有好的影片播出，当天下午就已经在村里传得很响了，临放电影之前再用高音喇叭播放上几支流行歌曲，全村男女老少就都被吸引到台子下了，大家都拿着板凳、椅子，把电影场子围个水泄不通。还有卖瓜子、面柿子、苹果的，也都赶了去。还提着马灯，以备在夜幕降临时用来照亮自己的摊子。年轻姑娘、小伙子大多都不拿凳子，站在后面凑热闹，看电影成了全村人见面的最好机会。当放上一两个片子之后，往往要“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村上的“大队长”（村主任）会利用换片子的间隙，拿过话筒讲一阵子话。讲的都是与全村群众密切相关的事，比如几月几日开始挖沟，几月几日开始掰苞谷，或者讲“老人有理也是有理，老人没理也是有理”等号召性、鼓舞性、政策性话。但凡这种时候，就是不去看电影的人也要走出屋门，站在院子里仔细地听，生怕听不清要求，做错了事。久而久之，一放电影，乡亲们就觉得可能有事要讲，就都自觉地去看去听了。村上有什么需要传达、安排的事，也用不着逐社去开会，更用不着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只要在“电影会”上一讲就行了。而且只要是在“电影会”上讲了的事，谁若是做错了，就会毫不含糊地追究其责任，给予相应的处罚。

时至今日，家乡的电影放映室已经上了小康楼，前去看电影的父老乡亲们都坐在沙发座椅上，享受着暖气，喝着供应的茶水，旁边还有干净亮堂的卫生间，跟以前相比真的是天上地下。（高台县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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