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雪梅
齐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具体表现就是视野广阔,胸怀博大,大开大合,纵横捭阖,体现在开放型商业经济、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开明的政治环境等各个方面。
齐国的商业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的经济。齐国从太公开始就“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大搞开放型经济,到了管仲相齐时期,不但积极地利用本国自然资源的优势,通过向梁、赵、宋等国出售食盐以赚取丰厚的利润,还“因人山海假之”,大做转口贸易从中谋利。齐国非常注重招商引资。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葵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为“聚天下之财”,管仲创造性地构建起了颇具现代经济雏形的“吸引外资”模式,充分利用齐国优质的服务和优惠的税收政策,使“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都纷纷到齐国来做生意。从而使临淄成为春秋时期全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使齐国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高度发达。
齐国的思想文化开放宽广,兼收并蓄,容纳百家。齐文化是从管仲开始形成系统的,《管子》是管子学派思想文化的代表,以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为主,同时也吸收了各家各派的思想,厉以平在《<管子>体系构成及经济思想模式》一文指出:“《管子》从横向看是一个以道家学说为核心,以法儒杂糅的政治经济学说为主体,并由阴阳、兵、农诸家的若干论点缘饰而成的多元一体思想体系。”由此,可以说《管子》所体现的齐文化是开放的。战国中后期于齐国设立的稷下学宫是从事教育、咨询政治的特殊机构,也是研究学术、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稷下学宫不独尊哪一家、哪一派,而是容纳了儒、法、道、墨、阴阳、名家等众多的学术派别。各派别之间自由争辩,有浓厚的争鸣气氛。据史书记载,在学官定期举行的集会上,持各种学术观点的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辩论中,不同学派相互学习对方长处,充实自己的思想,因而稷下各学派都有融各家之长的倾向,产生了一大批雄辩家,如田骈、邹衍、邹爽,鲁仲连等,都曾因具有辩才获得雅号。同时,稷下的争鸣也产生了不少具有宝贵价值的学术理论,如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荀子的性恶论,都给中国伦理思想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齐国政治开明,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汉书·地理志》载:“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据此,齐国在政治上采取两条重要方针:一是随从民俗,令顺民心,不强制推行繁缛的礼仪制度;二是尚贤举能,令有德有才的人都有机会为民出力为国建功。这两条方针,后来沿为齐国治国和用人的一种政治传统。春秋时期,管仲相国,也曾提出“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主张。国内各阶层的人士,甚至包括当时在别的国家身份低微的妇女,只要有才,均可以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予以重用。像出身寒门的田穰苴,身为赘婿的淳于髡,只是下级官吏的田单等,均能在齐国脱颖而出,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还有一些外国人如卫国人宁戚,陈国人田完,来到齐国后不但没有受到冷遇,而且还分别给予了一定的官职,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为齐国所用。《管子》牧民篇中说,不要因为不同姓氏,就对外姓人的经验不听取;不要因为不同乡,就对外乡人的经验不采用;不要因为不同国度,就对外国人的经验不照办。这三句话很鲜明地体现出齐人决不盲目排外,胸襟开阔,思维宽广的特点。
齐文化的开放性不仅仅局限于齐国时期,她在淄博文化中沉淀下来,成为淄博精神底蕴。受到齐文化开放的工商文明的影响,淄博地区工商业发展较早,环境宽松,商品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千户之多。在这种基础上,临淄工商业持续繁荣,周至汉时期的临淄,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冶金、纺织、制车、制陶、漆器制作、铸镜、手工业科技中心之一,是海盐、丝绸两大商品集散地,作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久负盛名。与临淄紧邻的周村,自古商业发达,是商业名镇,鲁商发源地,早在明末清初就成为全国四大旱码头之一,这也展现了齐文化的巨大影响。
时至今日,淄博人的精神思想以及淄博的发展过程当中依然体现着齐文化影响下的开放性。由于工商业起步早,淄博成为一个老工业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淄博人开拓思路,转方式,调结构,将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新材料、化工、医药产业发展成为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文化旅游、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初具规模,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可以说,淄博的发展得益于齐文化的开放性,齐文化也将使淄博的未来发展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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