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司马迁

︻李绍金

初识司马迁是从品读《史记》开始的。大概是在1982年秋冬之际,学校组织我们到临淄参观齐国历史博物馆,在路边的旧书摊上,我淘到了一套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竖排版,共十一册。虽是旧书,但品相极好,看得出原来的持有人保存得十分上心,至于如何又落在旧书摊上,想必是有难言的苦衷。几十年来抽空就读,也不知翻看了多少遍。初读是懵懂,又读是惊叹,再读是震撼。即使如此,要走近司马迁仍然遥不可及。前段时间与淄博陶瓷学院的杨长永老师交流对司马迁的认识,我说,品味史圣30年,至今未解其中味。

司马迁留存于世的著作不多,仅有一部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报任安书》。前者是中国历史母本,“二十五史＂之首,记载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后者是作者在遭受奇耻大辱、历尽艰辛完成《史记》之后向朋友任安表露心声,满怀悲愤书写自己的心路历程。但就是这两部著作却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史学界和文化界崇高的历史地位,千百年来人们对他始终顶礼膜拜。

纵观司马迁的一生,从个人遭遇来看,以“李陵事件”为分水岭,前期他是幸运的,适逢汉武盛世,遇上了一个“好”时代。他私淑古今贤人,不羡陶朱,志作青衿,这也为他遭受腐刑时无钱赎罪埋下了伏笔。后期他是不幸的,遇到了一个“戾”皇帝,惨遭宫刑却忍辱负重,志作猛士,以如椽之笔和史学家的良心发愤著书,矢志不渝,前后耗时十四年终成不朽巨著《史记》。

西汉初期经过“文景之治＂,天下安定,国富民强。到汉武帝时国家更加强盛,朝野上下人才济济。司马迁成年后时逢汉武盛世,亲眼见证了汉武大帝雄才大略,睥睨天下,攘夷拓土,东并朝鲜,西征大宛、南吞百越、北击匈奴,国威远扬的风采。天朝这种气吞山河的万千气象也感染了文人雅士,激发了他们的创作豪情。武帝时期的汉赋“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文坛风气追求奢华气象,以呼应汉武盛世。这种“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洋洋大观的人文环境对年轻的司马迁是有所影响的。他20岁时开始独自壮游天下,“贤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游名山大川＂,搜集遗闻旧事,凭吊先贤遗址,考查诸子文化,感受朝野气象,襟怀益广。初到京城任职的时候,身边全是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樊哙之子樊他广、冯唐之子冯遂等。他们青春年少,正值芳华,经常在一起读书争论,相互切磋。他任郎中时,在汉武帝身边待过一段时间,跟随武帝出巡,既亲眼目睹了汉武帝的传奇风釆,又亲身经历了汉武帝的暴戾之气,对汉武帝有所认识。后任太史令,与他人共同抚定西南,设置新郡,制定《汉历》,人生轨迹相当精彩。由于太史令掌管国家图书馆,使他有机会接触、查阅皇家的大量藏书,年轻时的这些经历无疑对他撰写《史记》大有裨益,并提供了优质资源。

他早年受教于儒学家,跟孔子第十九代孙孔安国学《尚书》,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公羊春秋》。这些求学经历对他撰写《史记》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从《史记》中表露出的“以有道伐无道”的情感基础,“尊王攘夷”的认知观念,“崇让尚耻”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中都能端倪可察。

司马迁的遭遇,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人为定罪的因素。中国历史上在唐代以前的史官都是世袭制,纯属民间家族传承,并相对独立于官方,不畏强权、秉笔直书是史官的职业操守,难免对统治者的劣迹陋行付诸笔端,让统治者不舒服。所以统治者对史官的迫害和压制毫不手软,甚至更加历害。秦汉时期设太史令,成为朝廷命官,但级别很低,不为朝廷重视,沦为装饰门面的配角。司马家是史官世家,从祖辈就任史官,家族传承,当父亲司马谈在河南洛阳病逝以后,他理所当然的继承了太史令一职。他继承了祖先性格耿直,秉笔直书的特点,坚守史官的职业操守,难免对汉代以来的诸位帝王、包括当朝皇帝的顾忌有所披露而招致汉武帝的疾恨,天长日久,一旦有机会,遭遇灾祸也在预料之中。至于宫刑则是中国封建社会律法的一个缩影。中国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社会形态,对所谓的有罪之人刑体不诛心,忽视教化,轻罪重罚。其刑法律条都是以残害人的肢体为特征的,令人心悸的古代十大酷刑就包括宫刑。这种司法理念和司法实践到汉武帝时并没有多少改变,而且人为定罪的随意性很大。司马迁就是因言获罪的受害者之一。按当时的律条规定,应该判处死刑的不光有司马迁,还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威震西陲几十年的飞将军李广；“汉马死亡宛马到,万人恕怒一人怜＂,两度出塞、历经生死、耗时十三年开辟古代丝绸之路的张骞等人都曾犯有死刑之罪,只不过他们有钱,按照当时的法律依据可以以钱赎罪,最终免遭宫刑。司马迁官轻人微,无钱赎罪,惨遭宫刑。从《报任安书》一文中可以看出,支撑他隐忍苟活的动力源泉就是太史令的使命驱使和父亲的临终遗嘱。

在遭受惨绝人寰的宫刑之后没有消沉,他用一部“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辉煌巨著,反而把余生活出了辉煌。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釆不表于后也＂。他相当自信,认为自己的文采是相当好的,必然流传后世。忍辱是为了更加清醒,活着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动力源泉。这种精神犹如远年的琥珀,日久弥新,既晶莹可鉴,又光彩照人,即使有一些浑浊,反而更加证明其品质所在。

司马迁是一位名传千古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在百般屈辱的人生际遇中精神始终璀璨,风度从未缺席。他与《史记》双星闪耀,相互成就,名垂青史,必将被后人继续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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