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哪儿过年？

郑劲松（重庆）

“今年，你在哪儿过年？”刚进腊月，几年没见的表哥就打电话问我。“还没定呢。”我只能这样模棱两可地回答，因为还没有和妻子商定。

“到哪儿过年”能够成为问题的，恐怕多是出生在多子女家庭、弟兄姊妹又不在同一地工作，或老家与当下生活工作的地方有点距离，或夫妻俩老家各在一方，甚至即使在一个地方，年三十晚在男方还是女方“摇摆不定”，凡此种种。

元旦前后，朋友圈纷纷晒“十八岁”，意思是：即使00后也已日趋成熟，到谈情说爱的正式年龄。男女朋友双方，如果各自的家不在一地，或相隔较远，也许到了纠结“到哪儿过年”的年龄。

自国家放开二孩政策后，以后的兄弟或姊妹之间，只要父母还健在而又不在一地，那么，又会涉及这一问题：回哪个家过年？哥或妹、姐或弟都回去了，我们不回去？或者，他们不回去，我们得回去陪父母吧？

看看，“在哪儿过年”还会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吗？

过年，关键在于一个“过”字。除夕到初一，就那么一天，就那么一刻，甚至就那么一秒，本来从不断线的时间，就被赋予人为的含义——新的一年开始了，所谓“爆竹一声除旧岁”。

那么，你和谁在一起，在哪儿迎来这新的一秒或新的一天或新的一年？生而为人，没法脱离社会角色，也没法脱离家庭这个最小的也最直接的组织细胞。这一“过”是怎么“过”的，往往无意识地表达着一种伦理情怀。

直到今天，不管社会如何转型，不管城镇化进程如何不可逆转地加速，费孝通先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判定的乡土中国那种人情社会，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我们不能一味地反思什么关系社会而粗暴地贬低这种人情社会，应该是：好在这种人情维系，或需要回归这种人情维系，中国的稳定与繁荣才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更何况，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倡导，人们普遍对传统伦理的自觉，对家风承传与延续的认同也日渐增强。由此，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节日——春节，也就是过年，必然成为这种家风、传统、人伦、人情（包括亲情、友情、乡情）等的一次集大成仪式。

每年，从国家到地方都高度关注的春运，上亿万人次的东西南北中、五湖四海的流动，就是这样一种仪式——尽管过年的仪式感早已淡化，但这样一年一度庞大人群的迁徙与流动，不正是一种饱含情感、道德、伦理的仪式吗？

不要简单片面地放大所谓春运的种种问题，当你意识到这是一种仪式，我相信，这样的仪式怎么说都令人肃然起敬。这样思索着，“在哪儿过年”还会是一个肤浅的问题吗？

当然，最终，“在哪儿过年”会落实为一次不得不决定的行动。商量，就是一种权衡，一种坚持，一种妥协，一种和气，而不应是哪一方的自我中心。

年近半百，我相信自己的情形也许在一定范围内有些典型：母亲走了，父亲还在；岳父走了，岳母还在。我和妻子都在重庆工作，但我老家在川南富顺县乡下，妻子老家在另一个方向的下川东——云阳县的一个镇边。

如果以自己为中心，两个老家离我各有两三百公里，不远不近，即使现在的便捷交通，单边也得半天。于是，过年就自然而然达成一种平衡：今年你家，明年我家；年前你家，年后我家——两边跑。如果哪家春节期间有大事，包括直系亲属婚丧嫁娶，那么，就自然而然地相继调整。

所以，最终选择“在哪儿过年”，难道不正是家庭中的一种民主协商么？和谐社会从家庭开始，我们需要这样的民主协商。因为，我们必须携手走过一年又一年。因为，年一过，春天，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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