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庙子：一个成都老股民的“欢乐记忆”

■方钺

在成都红庙子“火”起来之初，这个市场里的“股民”还如同当时的股市一样稚嫩，信息渠道来源实在有限，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听说股票，更别说股票知识和股市信息。1992年8月8日，一张以提供权威证券专业资讯为主的财经类报纸《证券与投资报》（现《金融投资报》）诞生，大家才逐渐通过该报了解到更多政策、市场、公司以及技巧方法等信息。26年来，《金融投资报》秉承“资讯聚合财富，专业创造价值”的理念，不仅见证了红庙子的兴衰，更见证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兴起与发展。

红庙子，一个我心中难以抹去的成都小街道的名字，常常不经意地蹦出来，勾起我那段在街巷里炒股的回忆。那段回忆充满躁动，充满体验一种新事物的欢乐。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都市中心的红庙子街仍像往常一样普通冷清，很多成都人甚至都没去过。但与此同时，四川大批国企、非国企公司开始股份制改造，向社会发行股票、股权证、企业债券，为红庙子成为全国最大的“一级半”证券交易市场打下基础。1991年12月26日，成都第一家证券行——四川金融市场证券交易中心在红庙子街挂牌营业，为红庙子书写暴富神话埋下伏笔。不过，有人也说：在红庙子，从草根到大鳄，又从天堂到地狱的人不在少数。作为当年红庙子的一名散户，我的经历远远谈不上轰轰烈烈，但在红庙子赚到“第一桶金”时的惊喜和与暴富擦肩而过的遗憾却令我终生难忘。烫手山芋换来第一桶金

那时候，“串串”和散户手里握着大把现金和股票招摇过市，是红庙子的标配；如果有人在街边蘸着口水数完钞票，转身又扎进人堆，那也是红庙子的常态。

我和老友文子是在1992年10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去的红庙子。市面上，除了已被炒到六七元的川盐化（现已更名为“中润资源”）外，工益（成都无缝钢管厂工益冶金股份有限公司的可转换债券，现已更名为“鹏博士”）和长信（长江信托，当时还有大小之分）算是热门品种，一个炒到千四五，一个炒到千二三。我们手上一共3000来块钱，川盐化太贵买不起，但可以买两手（一手1000股）工益或长信。

买哪个好呢？这有点让人犯难。我建议各买一手，不至于吊死在一棵树上。文子因为单位就在紧邻红庙子的童子街，经常去打听消息，于是做主全部买工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们以每股1.50元，从一个背军挎的人手里买了两手。手里有票了，我们立即涨了5分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街上叫卖。可惜转了几圈下来，每股1.50元都没人接手，心头相当沮丧。更气人的是，卖工益给我们那个背军挎的人，只花了每股1.45元，又把工益买回去了。他看到我们时那一束狡黠的眼神，像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脸上，让我们体会到了遭“打兔”（不会炒股的新手被老手欺骗）的感觉，十分难堪。但转念又安慰自己，今天不涨明天涨，明天不涨后天总会涨。于是把工益给文子保管，喊他盯紧点，有高点就卖了。

孰料天不遂人愿，第二天就节外生枝了。文子被他们田主任派去出差了，大概要一个星期左右才回来；而文子又走得匆忙，根本没来得及把锁在办公室抽屉里的工益交给我。哦豁！七八天都卖不出去了，万一大跌就血本无归了啊！惶恐和焦灼瞬间占据全身，一度让我产生去撬文子办公室抽屉的冲动，把那个烫手的山芋甩出去。

然而，红庙子赐福，担心完全多余了，烫手的山芋反而换来了我们的第一桶金。

那些天，工益一下子变得牛气冲天，天天涨，一副催人富的架势，想不赚钱都难。从我们入手时的每股1.50元，涨到1.70元；又从1.70元，涨到1.90元。到文子出差回来时，工益居然暴涨到3元！不过，惊喜归惊喜，但那股疯涨的劲儿，做梦都没见过，也让人害怕。于是吸取经验教训，就低不就高，以2.90元把工益卖了。一算账，七八天时间，3000元变成了5800元，差不多翻了一倍，一人赚了大半年工资，把我们这两个对股票一窍不通的毛头小伙高兴惨了，跑到鼓楼街那家卖跳水鱼的馆子大吃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尽管当时红庙子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天天上涨，但如果没有文子搞出的这个“特停”，根本不可能一下子赚到那么多钱。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赚到第一桶金后，本钱多了，胆子也越来越大，对金钱的欲望也膨胀起来，见什么炒什么，就连“渣渣股”（企业定向募集股权证）也照炒不误。“渣渣股”也确实火了一把。像洪钢这种县级企业的股权证都被炒到近两元，成都及周边的公司股权证，如亚新、企联、鼎地、亚细亚等，被炒高至两三元；更夸张的是，成都某医院的收据一度都超过了3元，很多人在医院门口花一元多钱买，然后坐三轮车到红庙子以两元多卖，短短二十来分钟就赚翻倍，很是离奇疯狂。

没多久，川盐化在上交所上市（1993年3月12日），红庙子瞬间变得人山人海，人们个个都像打了鸡血般兴奋，拼命地在这条两百来米长的小街上寻找发财机会。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上海和深圳的大户。他们雇人在街头举着牌子，用毛笔在上面写着专收“乐电”（乐山电力）、“天歌”（华塑控股）、“峨铁”（川投能源）等股票字样，白纸黑字，在人海中十分醒目；当然，他们也是红庙子的消息树和风向标，一旦举牌收票，大家就知道这些公司要上市了，股价就开始往上窜。4月26日，乐电在上交所上市，上市首日最高价达到50元，把气氛掀至高潮，人潮从红庙子街两头扩散到鼓楼街、锣锅巷，形成了那个年代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公众公司的股票成了大热门，小散们也彻底醒悟，还炒什么渣渣股，只有公众公司的股票才可能上市赚大钱，“渣渣股”随即遭到市场摒弃，成了真正的烫手山芋。

也是无巧不成书，在我四处寻找公众公司原始股的时候，自贡东碳（阳煤化工）就冒出来了。

1993年4月下旬，自贡同学老高打电话来闲聊，说起自贡东碳发行了股票，有人卖每股1.10元，却没什么人买，并强调“好像是公众公司”。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的兴趣提起来了，1.10元差不多就是原始股的价格，相当便宜了。我随即拜托老高帮忙联系卖家。

据说当时自贡东碳经济效益很差，发工资都很困难，因此在股改时也出现与川盐化类似的情况——很多职工都不愿意买自家股票，厂里于是就往市级部门、银行等单位推销，很多关系户因抹不开面子，不得已象征性地买一两手。川盐化上市当日最

红庙子 改变了多少人生轨迹

今年国庆节前夕，文子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题为《1978，已是四十年前！》的文章。该文讲述了当今经济领域一批行业大咖在每个重要关口的经历，以此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历史进程。从这篇文章中不难看出，每个重要关口，都是一次观念突破和思想解放。红庙子作为企业股份制改革背景下的产物，同样也反映了川人在改革中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精神。但对于我这个从红庙子走出来的老股民而言，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股票交易方式的演变和股市的跌宕起伏。

当年红庙子那种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的原始露天交易，到后来证券公司的股票柜台交易，常常令新生代股民感到惊奇和不可想象；而在互联网时代，不管是电脑炒股还是手机炒股，都非常方便快捷，一个确认键，把买卖中所有该交代的东西都包含在里面了，这也是我当年在红庙子炒股时想不到的。

一眨眼，26年过去了，红庙子因企业股份制改革而兴起，随股票交易规范化而落寞，当年的懵懂、混乱、狂热、得失、喜悲，看似烟消云散，实则在推动四川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轨迹。比如文子，已从童子街的一名小职员蜕变成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总。虽然最近几年股市剧烈波动，导致不少人撤资离场，但他却不离不弃，依然坚守A股这块阵地。问他原因，他说，有谁的股市人生比红庙子出来的人完整？有啥好怕的？股市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在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窗里，也会形成一次观念的突破，为根除股市弊病提供了契机，“我们这些近天命之年的人更要坚信：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面有睛空。”高炒到18元，让这些在上市前“被动”买入的人赚安逸了。东碳会不会重复川盐化的故事？我心头隐隐觉得有这个可能；而且，红庙子连东碳股票的影子都没一个，说明这事还没传到成都来，到自贡去买，说不定可以抢个先手大赚一笔。我心里一阵窃喜。

老高很快帮我联系好了卖家：在自贡檀木林大街一家银行门口交易，10000股，每股1.20元。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春色盎然，阳光透过树叶，把自贡檀木林大街装扮得很有诗意。我和文子站在银行门口，一边欣赏着街景，一边商量着回成都后就直接到蜀都大厦旋转餐厅（当年成都最高档的餐饮娱乐场所）操一盘。不一会儿，卖家出来了，是一个穿西背的小伙子。他跟我们确认了身份后，便搓着手吞吞吐吐地说：“唉呀，实在不好意思，有几个和你们一样从成都来的人出价2元，把我们的票全部收了。”什么情况？我们完全没料到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老高十多天前就说好了的，你们怎么一点都不讲信誉？”看我火冒三丈，这厮搪塞地说：“哪个出的价高，我们就卖给哪个，做生意是这样子的噻......如果实在想要的话，我再想办法帮你们收点？”收个铲铲！直觉告诉我，一旦成都的大户来了，东碳就不可能在低位买到了。

果然，几天后，东碳在红庙子就被炒到了四五元。又过了一阵，红庙子因造成交通拥堵，被迁至白庙子（成都城北体育场），那时东碳股价已被爆炒至16元。再往后，也即1993年11月19日，东碳在上交所上市，当日最高价11.50元。

就这样，我们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红庙子的暴富梦，也在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被东碳击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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