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无闻的艺术与人格精神

徐无闻（1931-1993），本名徐永年，字嘉龄，四川成都人。三十岁后因耳疾更字“无闻”。194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生前任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唐宋文学硕士点、书法教育与研究硕士点导师，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书协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员。去世后重庆文联授予终身荣誉艺术家称号，为我国著名的学者型书法家、篆刻家和书法教育家。徐无闻先生以其学识渊博，修养全面，人品高尚而享誉书坛。生前与缪钺、启功、沙孟海、施蛰存、徐中舒、许宝驯等时贤交往甚密，作忘年之交，其才华和性情极得众人称许。启功先生在《徐无闻书法》序中叹道：“十年之后，竟有师友之谊相感不啻骨肉者，于以征先生教泽之深且远矣”，可谓的评。今观摹先师遗作，忆其音容笑貌，念其教泽德馨，无不感叹深思。

（一）

作为四川大学的高材生，无闻先生受到过很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父亲徐寿，号益生公，精书画，好交游，喜收藏，对年少的无闻先生影响至大。无闻先生在其父易箦后编成《鸿溟老人游艺留珍》一书，以作纪念。除幼承庭训外，先生先后受学于周菊吾、易均室、沈尹默、方介堪等国内名流。先生虽然早慧，但仍刻苦自励，好学深思。周虚白（阕室）先生在《徐永年墓志铭》中曰：“永年博学而艺事多能，虽继承家学而转益多师。书法如沈尹默、潘伯鹰；篆刻如方介堪、周菊吾、易均室，或日夕过从，或闻道往访，皆执恭谨閟奥窔，故能成其深。历览山川参稽古迹，得自然之薰助，故能成其大。有承传而后有创造，有实践而后有会通，永年有焉。故其问文无不引征赅洽，析理入微，人亦无以难之。所谓守己有度、伐人有序者邪。”（《徐无闻墓志铭》，周虚白教授所撰。徐寿之铭亦为周所撰，前后相差不久，现在青城后山徐先生墓处。周为四川大学资深教授。因此文所引为原作复印件，周先生手写体难辨认，个别地方未必准确。）周先生将无闻先生的成功之处总结得非常清楚。历来成功的书画大师都是深挖传统而取法自然，所谓内外交相养而成就其艺术的人生境界的。无闻先生生活在西南最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四川平原，不仅奇山雄水塑造了其伟岸的胸怀，而且处在文艺巨匠辈出的蓉城、锦江之畔的成都，唐时杜甫有“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之句；宋时黄山谷有诗“家在成都万里桥”之句，对风光秀丽的蓉城做了歌颂。而成都的人文环境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徐先生曾刻有“司马相如同里”一印，用以自励。乡贤的治学热情和刻苦精神，常常激励徐先生自强不息的决心。19世纪70年代初，已经初有书名的徐无闻先生，曾专程到上海和温州拜沈尹默、方介堪为师，其好学精神令人感动。

徐先生学习乡贤或时流，更注重其人品与艺品的统一。他在纪念潜江易均室先生的诗中云：

吾师易稆翁，清节拟贞松。潜德俗难识，新诗穷后工。沧江悲夜月，锦里哭西风。愚拙非王粲，遗书感蔡邕。（《除夕感旧二首》，《徐无闻论文集》）

徐先生对易先生的尊敬，不仅仅是对其诗文的赞赏，而且更注重对其诗文中的“清节”、“潜德”表示由衷的赞许。古人所云“先器识而后文艺”，“德成为上，艺成而下”、“先文后墨”等，不过就是要求为艺者，首先应立品，品高则下笔不俗。我们可以理解这“品”是心胸、气质、德行、见识、学养的综合表现，不应拘泥理解为道德伦理意识。表现在诗文书画中则是一种雅逸超然的气息、格调和韵趣。中国文艺最具有体现人的内在精神的功能，注重神采为上，形质次之，观艺如观人。人因艺传，艺因人弘，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规律。

（二）

徐先生的艺术，可以用“清健雅逸”、“秀润潇洒”来形容。

先生耳聋，在一方印作中表明了志向：取“无闻”之名，一是为了甘于“默默无闻”，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二是为了“永去浮名”，不问世间俗事，我想他更多是取韩愈“不病无闻，病其晔晔”之意。先生的孝行是出了名的，正如周虚白先生《墓志铭》所云：“永年承孝友家风，立身行己，直道如弦”。这种高尚的人品反映到艺术中也是如此,那就是不媚俗的品格。

徐先生的文艺创作，虽然多样化，其艺术中包涵的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学有渊源，意不循俗，善待别人，不避己过。先生强调文史哲的广泛修养，加以艺术实践，不要追逐时风，而应在深入传统经典的基础上来求创新。初学者不能妄谈创新。他在1998年《戊辰试石偶作》诗中云：

夜中不能寐，起弄石与刀。篆刻虽小道，成赖积年劳。虚名误学子，炫世徒皮毛。游艺不循俗，风格斯可高。峨峨丁钝老，千载仰清标。

无闻先生在1991年《自题篆刻拓本立轴》中又反复声明了这一观念：

莫谓雕虫计，惟凭石与刀。植根在篆籀，润泽赖诗骚。立意不循俗，风规斯可高。白头期寸进，不负此生劳。

先生反对过分的追逐时风，尤其是为了入展或获奖而摹仿评委之风格。他特意刻了孙过庭《书谱》中“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八字朱文，在边款中题道：“此八字，是吾箴。行无惑，必有成”。在徐先生的艺术实践中，他一以贯之的实现了自己的艺术主张，而且在生活态度上也是如此。学习古代之精华，取法自然之物象，陶融心中，自成高格。而“不循俗”并非就是不学时人，而是不学其弊，克服时风不良的一面。对于时贤的优秀成果，当然应该去研究和学习。他在多次书写的自集联句中有“处世当知今日事，作事正须少年时”、“勤旧学不懈夙夜，辟新知时有见闻”等句，可见其力身行事之一斑。徐先生在1990年观赏了山东嘉祥范氏墓所出铜印后曾作有长诗,最后写道:“我之重此印，直是敬其人。三年鸡黍会，千载有余情。寄语后来人，人生贵信诚”。无闻弟子、四川美院李伟鹏先生在印存后记中云：“（先生）印风影正醇和，才情并茂而绝去怪诞浮躁”，可谓一语中的。要想克服时俗流风对书画创作者的不良影响，先生认为一是潜心古人经典，而是投身自然，感悟自然。他在1990年为蒲逵所写的行书横幅中，摘录了他游黄山诗二首，其中一首云：“壑深山峻兴云雨，土薄室坚长劲松。奥秘天留谁有会，立身行事可成功”。至今这幅作品还在我处，每睹遗泽，唏噓良久。先生之心，日月可鉴；先生之人，光风霁月。

（三）

徐先生最好画墨竹，而且笔法生动，繁而不乱，颇得宋代文同之神韵。他在《题自画竹》中云：“画竹颇亦难，笔常与心左。潇洒出风尘，我思文与可。”他认识到要学到文同的笔墨精髓，首先要学文同做人的超然，不逐俗尘，人格独立，才能写出竹之真态，亦是人的真情。1992年在书法创作中，甚得合作之趣，作《感兴》云：“老去书犹拙，尚期得寸进。晴窗笔砚精，起我临池兴。”在1984年的《题谢无量自书诗卷》中云：心手相忘意自贤，啬翁诗卷蕴金丹。世人苦被虚名误，笔不生风画虎难。

徐先生认为，只有超越虚幻名利的藩篱，才能进入到物我两忘、心手合一之境界。功名本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实至名归本无所厚非，但虚名却是妄念，易误人子弟。1982年先生游兰亭时，对晋人王羲之最后有“终焉之志”的乐山乐水情怀表示赞赏，并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作《山阴兰亭留题》二首：

兴酣落笔领群贤，一序临流万古传。逸少风规真未远，我来依旧见崇山。

放浪山川少长集，永和当日此流觞。天机妙会忘心手，何计千秋论短长。

学者风范要求学术的严谨，而文人情怀则怀抱的萧散，而真正有作为的学者或文艺家，都会将二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因为一个书画家或文学家，总离不开具体的感性体验，更离不开抽象的理性升华。理学家程颐虽认为诗是“闲言语”，却留下了“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之名句；朱熹提出“文从道中流出”的观点，更留下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名句，充满了理趣，启迪后学。

无闻先生的诗人气质，体现在书画中则是秀润清健，飘逸不凡的个性特点。而只有达到“洗尽沉滓，独存孤迥”的境界，才能有所飞跃。他在《书学随札》中论述黄道周的《山居诗》时说：“在明代众多书家中，黄石斋很突出，很有新意，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大幅行书的豪宕，长卷小楷的清峭，用笔劲拔生辣，没有半点甜熟庸俗，深具阳刚之美。”这是切中肯綮的评语，也是他在努力追求的目标。而作为专业性的艺术指导教师，必须对技法有深刻的研究。他刻有“有乖入木之术，无闲临池之志”白文印，显示出不懈努力的决心。他在跋所临《雁塔圣教序》中云：“临《雁塔圣教序》须执管略高，全以肘运，方可以仿佛其空灵飞动之意于百一”。他在教学中亲自示范褚遂良楷书的空中落笔法，认为在快、准、稳三方面，必须要悬肘悬腕方能做到。而一般人写字因握笔太低或枕腕之故，只能写出绵弱无力的线条。他在《篆隶书法简论》中对于初学者为求篆书的均匀之美，竟然烧去笔头的做法作了批评：“烧笔头之所以错误，是不懂得篆书乍看是有提无顿，起止藏锋，但实际上仍然有提有顿，起止分明，只不过是潜气内转，含蓄不露而已。”这种对书法技法的深入研究，是建立在他长期的书法实践基础上。

先生之画，更是走着传统文人的路子，以书入画，笔力坚实，骨韵遒健。他在1990年回成都之时，受我之邀请，在乐至小住，夜间挥毫画有墨梅、红梅各一，山水一幅。在墨梅上题诗云：“冬来乐至县，闲坐画梅枝。把笔年将老，此生无尽时”。此幅极为精妙，可谓妙手偶得。在山水画上题云：“余童稚时便好山水，然未尝一日学，今年将退休，或可得遂初志也”。他的理想就在于退休后多用功于山水，花鸟上用功较多，古意生新，意境高远，生趣活泼。可惜天不假年,这个心愿永远也无法实现了。

（四）

在2003年《书画文献》总第六期上，我撰有《重新认识徐无闻》专题介绍徐先生的书法篆刻。在《篆刻》杂志上也写有《立意不俗，风规自高》一文，对其篆刻进行了新的评价。当初本想全面一点，增加一些新资料，但因种种原因，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其中谈到四个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一是身份定位问题，二是先生艺术思想与艺术风格统一问题，三是对先生的作品大小和体势等创作问题，四是先生的生活习惯、心态及名实观问题。（陈硕主编《书画文献》第六期）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徐无闻先生的创作及学术有着启发。我们以前的研究虽然有不少新的视角，如1995年成都举办了“徐无闻遗作展暨学士研讨会”，《四川书学》专版介绍了徐先生的学术思想及艺术特色。但现在跨越21世纪后，再来看徐先生对于文艺界的意义，就格外不同。徐无先生代表了19世纪末期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努力奉献，严于律己，服从大局，甘于淡泊。有着传统文人和学者的优良品质，是这个物欲横流时代不可多见的高士。先生晚年身体状况不好，但生性乐观的他却保持着超脱的心态。用中山王篆书集联云“此身祸福莫重论，自古贤愚同一丘”。在一方白文印中也刻道“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对待名利是每个艺术家要面对的问题，关键在于怎样去辨别其利害关系。先生以“游于艺”的精神，能从体道中悟得艺术的快乐。而书画篆刻作为贯道或明道的工具，关键在于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韩天衡先生在《徐无闻印存·序》中总结先生之印三特点：高格调、多彩、新奇。（《近现代名家系列——徐无闻印存》，李早主编，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艺贵立品，技进乎道，所谓“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本立而道生。

当然，对于先生的艺术，我们不必为长者讳，仅从技巧来说，还有一些可以更进的地方，如书法大字作品偏少，笔力偏弱；篆刻的激情表现不足等，若假以时日，我想徐先生会弥补这一缺陷的。先生痛苦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也想在晚年来一次飞跃。他并不急着出版专集就是证明。尽管如此，徐先生完成了他的艺术人生，留下的珍贵资料，通玄达微，沾溉后学,真可以“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了。

（作者：邱世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徐无闻简介

徐无闻（1931—1993），四川成都人。字嘉龄，号无闻。原名永年，三十耳聋后更名“无闻”，室号守墨居、烛名室、歌商颂室等。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篆刻家、教授。在文字学、金石学、碑帖考证、书法、篆刻、诗词、绘画、教育、收藏等领域都是行家里手，是当代一位全能型的人物，对艺术界、学术届、教育界皆有巨大影响。他是二十世纪巴蜀书法、篆刻的代表人物，对巴蜀文化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代表了学者型书家的典型形象。

徐无闻先生自少的文艺启蒙，受到其父亲徐寿（鸿冥翁）的影响。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分配至西南大学（原来西南师范大学）任教。与荀运昌、秦效侃先生兼任古典文学和书法教育硕士点导师，最早在西南片区建立“书法专业硕士点”。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西师书派”（或称“西师流派”）的缔造者和奠基人。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评委，四川省师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员，重庆书协顾问等。2013年四川省政府委出版了《二十世纪四川书法名家研究丛书·徐无闻》卷出版，对作了全面介绍。尤其是其人格魅力对于后学的影响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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