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江港老照片 张津供图
内江沱江两岸的甘蔗地 张津供图
民国时期内江地区糖蜜生产工作调查档案资料
九曲十八拐的沱江蜿蜒南流,而著名的内江城就拴在这样一个弯曲的河道边上,内江城也被沱江兜住大半个圈,往下游泸州奔去。
内江在历史上,是沱江上很重要的一座码头城市。由于境内水系发达,水网密布,码头渡口密布,清光绪年间的县志中记载,仅分布于现今内江市中区和东兴区的码头都有 17 处,内江很早也有一句俗语“走遍天下路 ,内 江 好 过渡”。内江的码头出现很早。清中期以后,因为糖,内江还有个别称“甜城”。内江文化学者张津介绍,近代内江的发展,可以说是“因糖兴盛”。
大码头旧像河上乌篷船多是运糖船
张津说,他曾在广州得到一本旧画册,里面有一张近百年前的内江全景图,河面宽阔,靠岸停放着大大小小的乌篷船只,沿河的街道、房屋随丘陵地形起伏。而这河面上的乌篷船,则多是糖船。
河畔,还有不少堆栈仓库,或属私人,或属银行,里面堆放的是黄谷、川糖、盐、酒、油、煤。当时内江县城的大东街、内江县城对面的东兴镇,附近的椑木、白马码头都有银行私人设立的仓库。这些货物存在堆栈,一可根据市场行情买卖运输,存银行还可以向银行按现价抵押,抵押贷款的利率比市场利率还低些。私人的小型堆栈如果取得银行同意,也可以贷款。
在政协内江市中区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张永彬画了一个示意图:沱江绕着内江,划过一个大圈,从上游到下游,史家镇、东兴镇、内江县城、椑木镇、七家、白马和下游的沱乡,沱乡原来叫龙门镇,都是内江的重要码头。内江产的糖、资阳产的米,都在这些码头集散运输。
当时的码头白天人潮涌动,夜间则灯火通明,除开商旅行人,码头上还有不少跑滩匠和杂耍艺人。政协内江市中区委员会刘玉江介绍,那些耍把式卖艺的撂地为场,锣鼓一敲,锣声一敲,“要钱不要钱,圈子要扯圆……”让人围成圆圈,那夸张的语言和花哨的动作,不由人不驻足观看。现年102岁的老内江人阴钧陶曾在东渡码头边上的河坝街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印象中的河坝街,就是这样一个人挤人的热闹场所。
张永彬介绍,民国时期,内江的特产有“三白”:白糖、白酒、白纸。白糖是蔗糖榨汁加工的,白酒是用做糖过程中产生的废蜜酿制的,白纸用甘蔗渣制成。白糖、白酒“销路宽”,往上游到成都,下至云、贵等省、东到重庆武汉,说起内江糖,大家都晓得。
而在阴钧陶的记忆里,民国时期的东坝街是“糖街”,多糖商店铺。而乡下,除了漫山遍野的甘蔗地就是糖房漏棚。糖房和漏棚是将甘蔗加工成各类糖成品的工作作坊,内江素有“三里一糖房,五里一漏棚”之说。张永彬介绍,民国初期,内江县有糖房1400多家,漏棚1000多家,所产糖量占到全国的50%。
打通经纪人方能随心做糖生意
内江糖业的发展离不开甘蔗,然而近代内江的甘蔗,最开始却并非本地人种植。内江文史专家邹作圣考证说,内江有蔗无糖的记载最早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南宋后,四川经历几次大的战乱,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使内江“人相食,百里无烟”,甘蔗彻底断种,没了踪迹。
清朝,大批移民来到四川,民间一直有曾达一从福建引种甘蔗到内江的说法。张永彬说,有学者考证,曾达一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来内江,引种甘蔗和制糖技术确有其事。现在在龙门镇,还有曾家大院。
内江多丘陵,当地农民逐渐选择了种甘蔗而不是粮食。内江的甘蔗种植面积一度超过耕地面积的50%,所以内江的码头上,本地的糖制品往外运输,本地居民所需的米从资阳一带运来。
从张津提供的另一张老照片上可以看出,沱江上,行驶着船只,河流两岸,则生长着成片的甘蔗。每个上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出生的内江人都有这种记忆:渴了,到甘蔗地里砍一截嚼来解渴。
当时内江有一座浮桥,等运甘蔗的船来时,浮桥拆两节,空出来供船只通过。困难时期,浮桥上等待过河的人,还会在船只上抽两截甘蔗下来。
做商有商会、有行帮,糖业自然也不例外。当时内江的糖帮分上河帮和下河帮。在阴钧陶老人的记忆里,当时做糖生意最大的是宋子麟,走南闯北。文史学习委的刘玉江则介绍,宋子麟当时是做河糖运销的。根据宋子麟《我经营糖业运销的回忆》,民国时期,糖业有四大公会,糖运销有两个,每个帮会都负责专门的地区,会员也来自相应地点,以糖业运销公会为例,就专营内江以下的糖业运销,会员也来自内江以下泸州、合江、江津、重庆等地。
当时做糖生意的,最重要的就是“行户”,即经纪人。内江、泸县、重庆、万县等地为集散市场,经纪人介绍,公平交易。当时,如果经营商业不打通经纪人的关节,就不能随心进行买卖,如看着糖价上涨却买不进,看着糖价下跌,糖却在仓库里堆着卖不出去。
糖类交易地钱庄多达四五十家
作为大码头,内江不仅产糖,也是当时重要的糖类交易集散地。当时内江大东门糖帮码头栈内,集中有不少待销售的红糖。
宋子麟的回忆中说,糖的产区不一样,销区也有不同,不同的糖有不同的市场,搞糖业运销的不能盲目进货:“如川白糖运宜昌,沙市、汉口就错了……冰糖分原冰和火冰,原冰多在川内,而火冰则销云南、贵州、甘肃山区……”这与各地口味以及产品价格有关。
当时,搞糖业运销的只管从一地的集散市场买进,再到另一集散市场卖出,不直接到产区和销区进货销售,生意各做一段地区。张津则介绍,当时内江的船主还和其他码头的不一样:“内江产糖也造船,就有船主在内江把糖船运到下游去后,直接连船带货一起卖,再从陆路走回来,再买船搞运输。”大抵是因为顺水好走,而逆流而上需要纤夫拉纤实在费心又费力的缘故。
当时内江糖的交易大,外地经营糖业的人还在内江安庄设号,汇兑业务相当发达。抗战时期,内江银行、钱庄林立,公、私、合营都有,多达四五十家。
抗日战争期间,内江作为大后方,金融业十分兴旺。附近的邻县要办理比期,都要到内江来办,甚至成都、重庆两地利率也要以内江的比期利率为转移。当时办理比期一个月办两次,月中和月底,到了办理比期的时候,城内外地商户熙熙攘攘,旅店、饭馆和茶楼内处处客满。当时办理汇兑,省票、渝票、沪票和战前申票都可以在内江交易。
另外,甘蔗在制糖的过程中,产生的废蜜也可以再利用——酿酒。酿造的白酒运到成都等地,颇受好评,成都地区管内江过去的酒叫“河酒”。当地人对这内江酒还有个俗语:内江河酒本地不香,过了三合则喷鼻清香。据说是在本地喝这酒有苦味,但外运的酒装在船上,经过水流的动荡再度发酵,则苦味尽去,只剩甘冽。
华西都市报记者 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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