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安县是乐山最早的县级政区设置。它究竟设置于何时,是本地历史研究的一个基础性课题。然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此前曾经在《三江都市报》连载《南安县考略》,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根据史料,南安县的建置时间暂时无法确定一个具体的年份。我们最多可以确定一个上下限:上,不超过古蜀国亡的公元前316年(在四川地设郡县是秦推广的);下,不超过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因为这年三月封宣虎为“南安侯”。同时倾向于秦置。
最早的史载,如《史记》(汉武帝时撰)载有蜀郡南安县人邓通,《汉书》(东汉班固撰)的《地理志》犍为郡条下有“南安:有盐官、铁官”,但没有纪年。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则记载了秦国时期李冰在南安县治水的史迹。但是,迄今为止《华阳国志》等文献和现代人的研究,只能够揣测秦置,远未到能够坐实秦置的地步:一则,仅靠文献只是“一重证据法”,它还不是结合地下文物等的“二重证据法”——迄今为止乐山一带尚未发掘出带有“南安县”而且有纪年的文物;二则,包括《史记》在内的图书,对于秦来说,都是后人著作,不是“当时史料”,不能仅凭后人的记载就可以断言前代的地名。所以严格地说,现在还不能断言南安县就是秦置,只能说“倾向于”。
南安县有秦置或汉置二说。现存最早的唐朝地理总志是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其卷31言嘉州:“禹贡梁州之域。秦为蜀郡。今州即汉犍为郡之南安县地也。”又言龙游(今市中区)县:“本汉南安县地。”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4言龙游县:“本汉青衣道……汉为南安县地”(其中“本汉青衣道”是错误的)。北宋末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十九》言龙游县:“本汉南安县地”。它们均不言秦,都认为是汉置。后世一些权威的专业工具书如魏嵩山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也赞成汉置。
对此,后人则有些不同的意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之“南安县”注云:“南安,本蜀支封丹犁地。秦武王时,丹犁结蜀侯叛秦。武王二年伐丹犁,取沿江地,至此。于时置县,此为蜀郡极南,故名‘南安\’。”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任老先生确定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置南安县,似乎显得有点“大胆求证”了,此结论被2001年版《乐山市志》、2003年版和2012年版《乐山市市中区志》所引;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南安县”注云:“疑秦时已立县”,则比较谨慎一点。史为乐先生主编的同名《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等也解释为秦置,而且没有怀疑的语气。可以看出,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秦置。
历史往往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改变。2002年,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古镇的一口古井中,发掘出来大批秦代简牍,这就是蜚声国内外、堪与敦煌媲美的《里耶秦简》。《里耶秦简》多达3.6万枚10多万字,其内容多为当时的洞庭郡迁陵县官署档案(洞庭郡的存在也是一个新的发现,不在原来考证的36或48秦郡之列),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民族、邮政、贸易等各个层面,是两千年以来发现的唯一一部大秦帝国的编年史,其纪年从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止,记事详细到月、日,十几年连续不断,其文字之多,内容之丰,超过了过去几千年对于秦国及秦朝的文献总和,所以被称为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上的“最伟大发现之一”。
根据已经公布的《里耶秦简》(第一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至少提到4处僰道(今宜宾市,道是特殊的一种县)和3处资中县(今内江市、资阳市一带)。其中,僰道是至少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便已经设立,资中县则至少在秦王十一年(公元前236年)便已经设立。
为什么提到它们呢?它们可以作为南安县是秦置的旁证。僰道和资中县的地位和南安县一样,它们在秦都属蜀郡,在汉武帝后都属犍为郡,都是《汉书·地理志》犍为郡下属的12县之一。特别是僰道,都有李冰治水的记载,又都在岷江道上,而且毗邻,所以建置时间应该比较接近。在过去,僰道、资中2县的置县时间都有秦置或者汉置的争议,此次《里耶秦简》铁证一旦公布,则所有的争议都烟消云散——僰道、资中2县都是秦置。
有僰道作参考,从历代文献和秦简文物看,南安县是秦置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可惜,遗憾的是《里耶秦简》(第一册)还没有南安县的记载,希望这套5册的图书全部出版后能够发现有南安县的纪年木简,那么届时就可以真正判定其建置朝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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